晋商文化对我们现在有什么启示

晋商始终把“讲求诚信、先义后利”的理念贯穿其经营与管理之中，诚信义利已经成为明清晋商的金字招牌，并内化为其经商的精神之

。

如祁县乔家在包头开设有复盛公商号，因其经营时不图非分之利，不缺斤短两，在当地信誉卓著，人们都愿意购买“复”字号货物。曾有

一次，复盛油坊一位伙计在销售的食用油中掺假，被掌柜发现后，立即停止销售，以维护商号信誉。

马克思说：“信用，在它的最简单的表现

，是一种适当的或不适当的信任。”任何一个商人，即使从自己的利益考虑，也必须培养和保持良好的信誉，以此来取信于人。晋商的代表

物之一、 “复”字商号掌门人乔致庸，对经商的理解即是首先重信誉，其次讲仁义，最后才是商利。

晋商太谷广誉远药店以生产“龟龄

”、“定坤丹”名扬海内外，其长盛不衰的一个内在原因，就是配药时精购原料，人参一定用高丽参或老山参，鹿茸一定要用黄毛茸、青

。品质有保证，药效自然可靠，信誉便著于市场。

正是在经营中严把质量关，晋商才凭借“诚信”招牌赢得了顾客的青睐。”近代维新名士

启超有“晋商笃守信用”的评价，这说明，“诚信”已经成为当时晋商的一大特征。

　营销是一个互信互利的过程，晋商在做生意中深谙此道。

他们主动与顾客建立相互信任的道义关系、情感关系，尽量淡化主客双方的买卖

系，结成了互相信赖的朋友关系。

扩展资料：

讲信用、守诺言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信用是现代社会的基础，是经济运行的平台。当今一些企业在营销活

中，出现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甚至在产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物质，导致市场信誉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商道酬信，奸猾可能获一时之利，却很

获一世之功。

但凡成功之商，都是坚守“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经营信为本，买卖礼当先”，在观念上塑造 “童叟无欺，诚信为

”的经营形象。因此，在现代市场营销中企业必须遵循以“信”为核心的市场营销道德。

晋商文化是晋商的灵魂，是晋商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成就了晋商的成功与辉煌。其正如今天的企业文化，是企业生存的灵魂，支持着企业的长远发展，指引着企业的方向。

企业需要从社会中获得资源，又将输入以产品和服务的形式输出给社会，没有政府、媒体、社会公众、消费者、供应商的支持，企业不可能在市场中立足，更何谈实现企业战略，获得长远的发展。因此，企业不仅仅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企业应该主动承担起自身的社会责任，做一个优秀的社会公民。

扩展资料：

晋商还在清代江苏王氏所著《生意世事初阶》基础上，编著了《贸易须知》，总结了培养学徒和坐贾经商等经验，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经商著作。由以上之例不难看出，明清山西商人在经商活动中十分重视科技的应用，并通过科技的应用推动其商业活动。

总之，明清晋商精神表现了山西人经商的思想品质、经营谋略、经营作风、文化观念等，这是晋商取得商业成功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晋商文化

　　一、诚信义利的价值观念

　　山西人受孔孟之道影响，崇尚信义，在其重商立业的创业思想指导下，在“义”和“利”的问题上，有其独特的理解和行为规范，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晋商将关云长尊为财神，百般信崇，均在于其“信”、“义”二字。晋商以其信义教育同行，以其武功希冀保卫自己的商业利润。

　　晋商各商号在号规中大都规定了“重信义，除虚伪”，“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族恨”，反对采取卑劣手段骗取钱财。晋商史料中有很多不惜折本亏赔，也要保证企业信誉的记载，以致各地百姓购买晋商商品，只认商标，不还价格。

　　二、博大宽厚的经营胸怀

　　博大宽厚是晋商文化的底蕴所在，亦是晋商群体赖以兴旺发展的精神支柱。胸怀宽广，眼光远大，使晋商具有在商海中游刃自如，审时度势，洞察机遇的锐利眼光；敏于观察商情，捕捉战机，采取主动，适机而上，乘胜获取战果的机智头脑；宽厚待人，以义取财，以利厚人，增强友谊，在化解业务纠纷和协调师徒关系方面展现的大家风度。

　　三、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

　　表现在经营管理上既能与人宽容共处，和平共事，又能让利经营，薄利取信。

　　四、同舟共济的协调思想

　　晋商信奉“和气生财”，重视与社会各方的和谐，尤其在同业往来中既保持平等竞争，又相互支持和关照。在晋商中，相互指友好的同行为“相与”，凡是“相与”，必须善始善终，同舟共济。

　　晋商不乱交友，“相与”需经过了解，认为可以共事，才与之银钱来往，否则婉言谢绝。既然“相与”，必竭力维护，即使无利可图，也不中途绝交。票号经理李宏龄着书《同舟忠告》说：“区区商号如一叶扁舟，浮沉于惊涛骇浪之中，稍一不慎倾覆随之……必须同心以共济。

晋商辉煌500年的商业文化、正直诚信的精神尤其是会馆制度，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现在山西会馆网提出的游学晋商也很火，很多商人都专门到山西去学晋商的管理制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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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说晋商经典散文

中国商业，始于晋商。山西商人，源于盐商。运城盐池以产潞盐驰名，又被称为“中国死海”，与中亚咸海（乌兹别克和哈萨克共有）、美国奥格丁盐湖齐名，为世界三大盐湖。盐是生活必需品，也是构造文明的基石。尧都平阳、舜都蒲板、禹都安邑，夏朝和商朝也都以山西南部、河南北中部为统治中心，绝非偶然，与依存运城盐池有必然关系。据考证，商贾的“贾”就出于“卤”，而“卤”即指山西解州的盐池。所以，一般认为中国最古老的商人就是山西商人。山西票号独步天下后，谤言四起。如辛亥革命时期，山西票号起源曾有“李自成遗金（宝藏）说”，谓由傅山、顾炎武创制。此说《明史》中有佐证，金庸武侠小说《雪山飞狐》即依此敷演。历史证明是无稽之谈，但可见晋商影响之大。

晋文公“通商，宽农，利器”，春秋五霸中称霸最久（达200年）。其时，山西商人已有名气，如《国语》中称“绛邑富商，其财足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越臣计然为晋国亡公子之后，史称“范蠡（经商）之师”。此后，“陶(地名)朱公（化名）”遂为财富象征，“陶朱术”亦成中国商业代名词。白圭最先在魏国做官，为“天下言治生者祖”，也与三晋有渊源。战国猗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盐商，被尊为中国商人祖先。他贩盐畜牧（后有晋南大黄牛），兴修水利、修路补桥，著《箴言集》教诲百姓，名重一时。汉高祖时（公元前207年）即以其名“猗氏”置县，至今未改（现临猗由临晋和猗氏合并而成）。该县王寮村猗顿陵墓（古猗顿氏冢）为省级重点文物，并有陶朱公庙。榆次、安邑为有名商业集镇。

汉代马邑大商人聂壹（或作班壹）兼皇家间谍，由汉武帝亲自指派，以经商名义往来匈奴，为之后的大规模征伐进行军事侦查。《三国志・魏志・张辽传》谓“张辽字文远，雁门马邑人也。本聂壹之后，以避怨变姓。”莫含，西晋时雁门繁峙(今应县)人，官至左将军、关中侯，对北魏初期政治建设有重要建树。其祖辈在雁门关内外经商，家财万贯。他经常往来于代北鲜卑穆帝拓跋猗卢与并州刺吏刘琨之间，为维护两地间和平与安定作出积极贡献。故宅在桑干河南岸，世称莫回城，约在今应县三门城一带。秦汉时，太原、平遥、汾阳、平陆、洪洞等为重要商品集散市场。李世民父子起事反隋时，很多军费由文水木材商武士镬负担。当然武的出名是因为女儿武则天。唐定太原为北京，使之成为商业繁华的大城市，杜甫曾“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韩愈形容当时的太原是“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隋唐五代又出现大同、太谷、平定、晋城等新兴商业城镇。

宋代，山西商人已发迹、崛起，成为当时中国商业中坚力量。（也有人认为徽商始于南宋，此时亦有贡献。）河东设盐运使衙门，遂改名“运城”，涌现一批拥财千万的'盐商。岢岚等地供应大批骏马。民谚“花花真定府，锦绣太原城”，其商业街市宛如《清明上河图》。山西是蒙元统治中心地区，较其它地区经济繁荣、人口昌盛，俨然世外桃源。从元大都（今北京）到钦察汗国首都萨莱（在今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有驿路直达。完备的驿站，扩大了商业活动地域。《马可・波罗游记》中写道“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运城盐商还设子弟学校进行职业教育。

明代，大同府天城卫（今天镇县）薛氏三兄弟，仲兄薛纶任陕西按察司副使，辞官经商；其弟薛缨是两淮大盐商。薛家在大同和扬州两地都有家产。代县人杨继美是两淮盐商中著名富商，担任国子监祭酒（商界领袖）。一人欠其巨债难还，欲以家业相抵，而杨将债券当面撕掉，旧债一笔勾销。全国33个较大商业城市中山西有太原、平阳、蒲州（永济）3处。明代晋、徽、三大商帮中晋商为首。

清初“八大家皇商”（皇帝钦赐）都是晋商。清中叶晋商已在全国独占鳌头。时有民谚“家有万两银，不如茶庄有个人”“当官入了阁，不如茶票庄上当了客”。“中国第一商号”日升昌汇兑银子最多时高达1亿多两，皇帝授予其“汇通天下”匾，其无形资产价值不会低于8亿两白银。清朝最有名的晋商世家是：榆次常、许、聂家，太谷曹家，祁县乔、渠家，平遥李家，介休的侯、冀、范家，临汾亢家，万荣潘家，阳城杨家，蒲州张、王家，浑源常家等。“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大盐商临汾亢家是三晋首富，光绪年间已达数千万资产。清代晋商将山西经济推向了一个辉煌的历史高度。

晋商称雄历程，树有五座丰碑：驼帮、船帮、票号、大院和“茶叶之路”。

祁太帮史、张、王在右玉县杀虎口开吉盛堂商号，康熙末年改名为大盛魁，下辖千余家分号，现代学者认为其总资产至少是清道光年间国库储备的两三倍。大盛魁是晋商中唯一不带家族色彩的大集团。极盛时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商队骆驼近两万峰，仅长城和乌里雅苏台（最初总号，后迁归化）之间商路每年即有1500峰往来。故民间素有“南有胡雪岩（徽商），北有大盛魁（晋商）”之说。18世纪时国内有洋船十五艘左右，山西介休皇商范氏就拥有六、七艘，往返于长江口和日本长崎之间，垄断从日本进口铜的贸易七、八十年。

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南钱庄、北票号，融为一条中国早期银行业的历史脉络。上海钱庄在江南最具代表性，而“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被公认为“中国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平遥、太谷、祁县“金三角”使晋商走上历史颠峰。中国传统民居，向有“北在山西，南在皖南”之说。山西大院主要分布在太谷、平遥、祁县、榆次、灵石、介休、大同、浑源、保德、阳泉、沁水、阳城、临汾、襄汾等地，如介休张原村的范家大院号称“小金銮殿”。“祁县域内类似乔家大院的大院式民居至今尚有四十余家。其中有些大院的建筑规模、工艺精细度都与乔家大院相颉颃甚而多出其右。可惜的是，由于无力修缮或不注意保护，大多数已经日渐破败，濒危临绝了。”（1997：《晋商大院文化》）而山西商人所到之处留下来的会馆，情况就好多了，“物以希为贵”，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始有东起今西安、西至里海和地中海东岸的“丝绸之路”。云南、四川横断山区至西藏、缅甸、印度、尼泊尔崇山峻岭之间也有一条著名交通驿道――“茶马古道”，西汉具雏形，宋、元、明、清历代得以强化。晋商北走边疆，东渡东瀛，南达南洋，开辟出一条起自福建、江南，以山西、河北为枢纽，贯穿蒙古，深入西伯利亚、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中俄茶叶贸易之路。这条由晋商开拓的从福建至欧洲腹地的万里“茶叶之路”，与“丝绸之路（陆上、海上）”和“茶马古道”，大致涵盖了古代中国商人北、中、南“密如蛛网”的经营轨迹。

元明两代，山西“潞绸”是与“杭缎”相媲美的著名品牌。“沁水县南阳是丝绸之路的发源地之一”已基本成为史界定论。近年山西出土了公元4至7世纪波斯萨珊王朝的金币，虽不能据此认定隋唐时期已有山西商人到过伊朗，然而历史上山西商人与丝绸之路的密切关系，却毋庸置疑.晋商的“茶叶之路”在南线一带和丝绸之路完全吻合，北线指出张家口到包头、乌兰巴托，往西经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一直到西伯利亚、莫斯科。万里茶路也被称作“（北方）茶马之路”，南来“粮酒布茶”，北来“牛羊驼马”，故称。“茶叶之路”和“丝绸之路”并称，享誉世界，而“茶马古道”相比则要逊色不少。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晋商的兴起，自尧舜时期就已经发芽，是因为山西拥有运城盐池这一天然资源，就像如今山西人拥有煤炭资源一样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元末明初，山西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开始变得地不养人；长期处于“皇权”周边的地理位置，使得山西人媚事威权，外向开拓、内敛懦弱的性格；学而不能优，人穷，又无胆“揭竿而起”，但还是要生活下去的，怎么办？做生意，贩盐！明朝政府为保障边境供给实行的政策，在一瞬间终于把晋商推上了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