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文化扶贫？

一、何谓文化扶贫？

文化扶贫是在总结物质扶贫深人发展的基础上，以贫困主体为对象，以提高贫困主体素质为途径，扶贫扶人，扶智扶文，增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本领的一种扶贫开发方式。贫困绝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和经济问题，更主要的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贫困人口既处于物质资源的贫困，也处于知识、信息、精神等社会文化资源方面的“贫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贫困文化”。贫困地区要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既要从经济上加强扶持,更需要加强智力开发。为了把扶贫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依靠科学技术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文化部于1993年12月成立文化扶贫委员会，开展文化扶贫活动.，先后实施了文化扶贫系列工程，包括“万村书库”工程、“手拉手”工程、电视扶贫工程、为农村儿童送戏工程、报刊下乡工程等。

二、在紫砂陶文化中有哪些故事？

在紫砂陶文化中，还有清代宜兴制壶名家杨彭年与金石学家陈蔓生合作的故事，这表明文人直接参与紫砂文化艺术领域。他们两人的合作在中国文化史上成为一段佳话，他们的作品集诗文、书画、篆刻于一体，在紫砂壶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至今为收藏家所青睐。

从明清时期紫砂遗物上常让人感到同样是一把壶，普通的制陶艺人与高手之间便有很大的不同。普通工匠的作品往往只是一件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用具罢了，而高手的作品却能将普通的生活用具上升为艺术，达到规格精密，造型严整，不但实用，而且具有艺术作品的欣赏价值，为世人所珍藏。

清代在紫砂壶上题诗作文是文人陈蔓生与制陶名家杨彭年合作首创,而在同一时期，有较大贡献的还有瞿应绍，此人是上海人，一生攻读诗文，研究书画篆刻，喜收藏，酷爱壶艺，曾制紫砂壶,他还请人去宜兴监造过紫砂壶，并亲自操刀铭刻梅、兰、竹，并题诗文，是第一个在砂壶上刻画的画家，使紫砂陶艺术的内涵丰富多彩起来。

  清代的陈次伟等人堪称为砂壶制作之名师。作品做工精细、严谨，浑朴庄严，雅俗共赏，趣味横生，都是在清代的陶瓷文化发展史上颇堪回味的人物。

三、文化苦旅到底给我们讲述了什么样的故事

  《文化苦旅》是作者的一部文化散文集。其中有些文章曾在各类文学评奖中获得首奖，全书的主题是凭借山水风物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真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其中《道士塔》(选入人教版中学教材）《阳关雪》等，是通过一个个古老的物像，描述了大漠荒荒的黄河文明的盛衰，历史的深邃苍凉之感见于笔端。

  《白发苏州》《江南小镇》等却是以柔丽凄迷的小桥流水为背景，把清新婉约的江南文化和世态人情表现得形神俱佳。《风雨天一阁》《青云谱随想》等直接把笔触指向文化人格和文化良知，展示出中国文人艰难的心路历程。此外，还有早已传为名篇的论析文化走向的文章《上海人》《笔墨祭》以及读者熟知的充满文化感慨的回忆散文《牌坊》《庙宇》《家住龙华》等。

  作者依仗着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丰厚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所写下的这些文章，不但揭示了中国文化巨大的内涵，而且也为当代散文领域提供了崭新的范例。 　　余秋雨走在中华民族的土地上，用其独特的观察力和洞悉力去深思这古老民族的深层文化，用心思细腻的笔触，为这趟巡视华夏文化的“苦旅”，写本书!它不甘甜，因为里头有太多不忍与亲身体验的辛酸。

  苦苦的味道，为这本纪录中国千年文化的书，多写了一道滋味。未看过《文化苦旅》之前，大概也不会想到，一处处令人流连忘返的风景名胜与历史古迹在它们的背后会有如此深层的涵义；而作者运其妙笔，以干净漂亮的散文，组合，使它们成了一篇篇让炎黄子孙惊醒的文章。

   　　走进书中的情境与思考，我们不禁严肃起来。像一群被流放的孩子，流放到一块不甚熟悉的土地，逼使我们不得不因那历史和文化的推引，走向前去。终于我们眼前出现了莫高窟的石洞，石洞依旧壮观，实像，壁画依然不言，我们静静看着光影投射在石壁上的变化，如同它们静静地看着敦煌千年的变迁。

  千年前的第一刀划下，开启了千年后莫高窟的壮丽。它曾遭遇浩劫:王道士手中一串钥匙把守了千年的敦煌，却任其流落在外人手里，而中华子孙却也将之弃而不顾，那一马车，一马车的文物输往外国。多年后的今天，那神秘又充满意义的洞窟，为何能引起大家的注目它并非外表炫丽，而是它只是一种仪式，一种人性的，及它深层的蕴藏。

  我们在这儿看到，美，也有宗教的天地，以及它是中国千年的标本，一样美的标本，纵使它曾经残缺，被人无情的，任意的转换。 　　“浅渚波光云彩，小桥流水江村”这副楹联道尽了江南小镇的魅力。江南小镇它不是经由大自然雕琢出的自然山水，而是属于华夏古老文化的人文山水。

  我们不曾到过此处，但书中的江南小镇却给予我们一种，回到家中那般自在，难怪历年来，许多文人遇到了政治不清明或人生不得志时，便会到此隐居起来，但在荒山结庐有着生活上的麻烦，“大隐隐于市”便成了文人来江南隐居的最好推力。其实我们对「隐」有着正反两面的看法，好的一面其一就是当中国文化受到某些因素例如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地区而开始凋零时，文人或学者们就会带着他们的知识修养到此处隐居起来，藉以免于战争或政治的迫害；其二生老病死与官场浮沉是文人们的失意时刻，做什么事都不顺心，此时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自己的身心获得纾解，找个地方隐居，等休息够了又是一段新旅程的开始。

  坏处是有人会把隐居当作沽名钓誉的工具，假隐以求得一官半职，这些举动让中国特有的隐的文化开始产生变质，隐士生前的孤傲和死后的名声全然黯暗。尽管如此，我们对隐还是保有着正面看法，因为古代中国给文人发展的空间实在大狭隘了，逼得他们除了隐或许只有一死，与其这样让自己的雄心壮志陨落，我们会选择沉潜，待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

   　　余秋雨曾说他常伫立前人伫立过之处，观察自然与人文环境中去思考前人的情感；在柳侯祠前，由一尊石像追想柳宗元的一生，从他的文采想至他的被贬，既遭贬谪，而永柳二州又是荒远之地，因此他自放于山林水泽之间，将其困厄感伤的心境，完全寄托在游赏山水之间与文章创作之中，使中国文学史上拥有了《永州八记》这样出色的山水文学，这样的一代士人的气节与傲气让后世学者不得不去尊敬他的文化意识及人格，带着崇敬和疑问来瞻仰这位大文豪。

   　　合上书卷，我们不由自主地走向窗前，流动的车潮及人潮正自我宣示另一种文化，这里是高雄，而深埋千年文化的故土呢也许咱们应该背起满满对中国文化的疑虑，亲自去辽阔的土地，让我们读过书后，沉重而苦苦的步伐，也走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