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农村精准扶贫(宁波贫困村)

1. 宁波贫困村

为让刚出校门的年轻干部尽快上手群众工作，2004年，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上墅乡党委借鉴传统“师带徒”的做法，创新建立了“导师帮带制”，请一些退居二线的老干部、“老乡镇”与年轻干部结成帮带对子。导师们给年轻干部面对面讲、手把手教，年轻干部跟着“老乡镇”走村入户，用脚步丈量民情，逐渐成长为乡镇工作的行家里手。

10多年来，“导师帮带制”这一培养年轻后备人才的好做法从乡镇延伸到街道、行政村和社区，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拓展维度，成为以老带新、以强帮弱、共享共建，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的有益经验。

发扬“传帮带”好作风

善做群众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但对于许多基层年轻干部来说，群众工作却是他们最“怵头”的事。他们大都是“出家门、入校门、进机关门”的“三门干部”，说不来群众话，进不了群众门，不知道怎么与群众打交道，更不知道群众心里想什么。这样的干部即使想干事，也往往干不到点上。

“导师帮带制”弥补了这一缺憾。针对35岁以下的基层年轻干部，由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帮带，提高做群众工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帮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2019年初，安吉县机关干部邱娇来到孝丰镇新村任第一书记。“真正到了基层，第一感觉是很迷茫，不知道从哪儿着手。”邱娇说。好在县委组织部给她选配了孝丰镇横溪坞村党总支书记裘松伟当导师。

上任伊始，邱娇着手村里的毛竹林流转事宜。看起来简单的事，实际开展工作时才发现，村民们根本听不懂她说的那些政策。邱娇赶紧请教裘松伟，“师父说，你得给村民们算好三本账：基础账、股份账、分红账，让他们真正看到通过股权流转获得的收益”。有了这“三本账”，再请裘松伟到村里讲解横溪坞村的股权流转经验，毛竹林流转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在安吉县，我们村的毛竹合作社是成立最快的合作社。”邱娇说。

其实，裘松伟的很多工作经验也来自他的导师、横溪坞村老支书王昌年。“2002年我进村‘两委’班子时，老书记就经常带我到村里转，我学会了他处理群众矛盾的很多好办法。”2005年，横溪坞村党总支书记的接力棒交到了裘松伟手上，“老书记对我说，别怕，我会把你扶上马、送一程。”

在浙江，像王昌年、裘松伟、邱娇这样代代相传的师徒关系还有很多，通过“导师帮带制”，越来越多的年轻干部跟随导师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能进群众门，能帮群众忙，在促进群众增收、服务就业创业、保障教育医疗、解决矛盾纠纷的急事难事操心事中，站稳了群众立场、砥砺了初心使命。

提振干部队伍精气神

“导师帮带制”让基层广大年轻干部学有榜样、做有示范、闯有支持，他们的履职底气、干事胆气、攻坚锐气明显增强。而广大导师，特别是退居二线的干部，在帮带过程中找到了发挥作用的平台，重塑了自我价值。不少导师表示，在带徒弟的过程中，从年轻人身上感受到了创新意识和闯劲，也学到了不少新本领。

在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百丈街道划船社区，有一个名师工作室，工作室负责人俞复玲也是划船党建综合示范区党委书记。俞复玲名师工作室秉承“学理论、找方法、重实践、悟真知”的理念，带出了一批综合素质高、发展潜力大的学徒。目前，该工作室已举办全市性培训8期、开门带徒156名，在“两委”集中换届后，基本上任社区“一把手”。累计培训学徒3000余人次。

近年来，俞复玲还多次走进高校举办各类专题讲座，将社区生动案例搬上大学讲台。“其实就在几年前，我还不怎么会讲普通话。很多内容用普通话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于是她拜自己的徒弟王瑶为老师，终于攻克了普通话这个难关。

跟随俞复玲学习的几年里，王瑶进步也非常快，现在已担任鄞州区后塘社区的党总支书记。“2010年刚来划船社区工作时，特别怕遇到邻里纠纷。”王瑶说，面对邻里纠纷，俞复玲给了她两点建议：一是要把事情原委搞清楚；二是要学会借力，请多年的老邻居来调解矛盾。王瑶按照指导去做，果然效果不错。从划船社区来到后塘社区的王瑶把跟师父学到的工作方法运用到社区治理中，获得不少居民“点赞”。

为了让徒弟学到真本领，浙江省委组织部在确定导师时，突出政治标准，坚持实干导向，择优遴选一批政治坚定、善抓党建、担当作为、能力过硬、作风优良的镇村干部担任导师。近年来，浙江省先后分三批选树“千名好支书”3000名，评选“浙江省担当作为好支书”300名，分两批推选认定省级“兴村（治社）名师”100名，示范带动各市县两级评选村级导师1600名，形成先进典型的集群效应。

“导师帮带制”的外在表现是帮带，其实质是互学互促，推选导师的过程本身就是激励基层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过程。不少导师反映，党委把培养年轻干部的重任交给他们，既是对其工作的肯定和鞭策，也对导师更新观念、提升层次提出了更高要求，倒逼他们加强学习、自我提高。

乡村振兴的强劲动力

“导师帮带制”的价值不仅在于以老带新，让年轻干部少走弯路、加快成长，更在于通过组建以强带弱、抱团发展的党建联盟，充分发挥治村导师的辐射带动作用，通过理念共享、资源共享、成果共享，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加快乡村振兴步伐提供强大动力。

浙江省义乌市城西街道七一村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近年来，通过不断强化党组织的龙头引领作用，七一村集体经济发展驶上快车道，村集体经济收入从2015年的400万元，增长到2019年的1508万元，村民人均收入从4万元增长到6万元，吸引了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参访者。

浙江金华开发区越溪白鹤村党支部书记陈定粮就是其中之一。通过结对帮带，他与七一村党委书记何德兴结成师徒关系，取到了发展村集体经济的“真经”。“何书记给我们指明了一条因地制宜、利用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的道路。”陈定粮抓住村里万亩良田的田园风光，将村里的一条溪、几棵树打造成为一个钓龙虾、抓泥鳅的亲子游避暑胜地。

“导师帮带制”还走出了一条助力脱贫攻坚的新路子。近年来，浙江省始终把“导师帮带制”作为加强脱贫攻坚干部培训、充分激发贫困地区干部内生动力的关键之举。安吉县黄杜村主动为贵州、四川、湖南3省4县的34个贫困村捐赠1500万株白茶苗，黄杜村党总支书记盛阿伟带领村里的党员技术服务队伍，坚持定期到结对村开展帮扶指导，还邀请帮扶对象到浙江考察学习。实践证明，“导师帮带制”紧紧抓住“人”这个关键，坚持输血与造血、扶贫与扶智相结合，增强了中西部农村干部的精准脱贫能力，走出一条东中西部农村之间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共同发展的脱贫攻坚新路子。

【短评】帮出真本领 带出好作风

老中青结合、传帮带赓续，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在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都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中的传帮带。老同志热心做青年人的良师益友，把自己的理想信念、工作方法、实践经验、优良作风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同志，帮助他们更快更好地成长起来。这也是党和国家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重要保证。

新时期，这种传帮带的优良传统不仅得以传承，还焕发出新的光彩，发挥了更大作用。“导师帮带制”充分发挥了优秀“老乡镇”、老村干熟悉农村、善于与群众打交道的优势，为基层年轻干部传经送宝、加油打气，有利于打造出一支高素质基层干部队伍。

“导师帮带制”带出的不仅是工作经验和工作方法，更是扎根农村、服务基层的思想情怀，是加强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途径。基层干部和群众感情深不深、善不善于和群众打交道，基层党组织能不能担负起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根基能否稳固。通过帮带，老同志传授的是经验、方法、技能，厚植的更是宗旨、情怀、作风，通过走进群众、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着力解决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让干部在服务群众中凝聚士气。

2. 宁波贫困山区

游访宁波山水，见证了特殊的地理条件下的山村风貌。

有些偏僻的村落，公路需要经过另外市、区的属地，才能进入村庄。

这样的偏远山村，并不多见，就我所到所知，宁波市内只有四个这样的村庄。

宁波市海曙区横街镇云洲村的马联自然村，走公路需要经过余姚属地才能进入马联村。

余姚市陆埠镇蒋岙村的大坪地自然村，走公路需要经过海曙属地，才能进入大坪地村。

奉化区溪口镇里村，走公路需要从海曙区龙观乡，才能到达里村。

余姚市四明山镇茶培村的石板坑自然村，通村的公路只有从奉化区溪口镇境内才能进入石板坑。

海曙区横街镇马联村，地处大湾脑和泥河脑两山夹峙之间，呈狭长带状分布于山岙之中。

从海曙区方向前往马联村，需要经过余姚市陆埠镇蒋岙村的大坪地自然村，才能到达马联村。

公路到此即止，车行至此必须调头返回。

马联村是南北方向的分水岭，北去之水，流经大坪地，下游就是著名的浙东小九寨景区。

从公路前往大坪地，需要经过海曙区横街镇属地。

这一带崇山峻岭，山重水复，山多平地少，山谷中的这片稀缺的狭长平地，就被人们称为大坪地。

3. 宁波脱贫村

1、王先锋

王先锋，男，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员工。王先锋1996年从江西南昌来到温州正泰，从一般设计员开始做起，潜心开发新产品，其中NB1获国家级重点新产品，产品出口到7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创汇近亿美元；担任全国低压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主持和参与了十多项国家和行业标准的编制和修订工作，参加了国家863计划项目研究，曾获全国质量管理奖。

2、司徒贤存

司徒贤存，男，舟山市公安局普陀分局朱家尖警察署署长。司徒贤存参加工作以来，一直战斗在刑侦工作第一线，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侦破大案要案。他领导的大队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集体、公安部全国一级责任区刑警队。他曾五次荣立个人三等功，获省公安厅“创人民满意奖”、全省政法系统“双十佳”公安民警、省优秀人民警察、省公安系统优秀卫士，公安部、人事部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等荣誉。

3、陆信国

陆信国，男，宁波培罗成集团有限公司总裁。陆信国90年代初从日本留学归来后进入宁波培罗成制衣公司，逐步将公司股份制改造成培罗成集团，到2004年底，集团资产总额超过5亿元。他修建培罗成希望小学，向宋庆龄基金会捐资，资助首届中国青年服装时尚周，捐资成立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曾获宁波市大学生助学计划杰出贡献奖、浙江省第二届希望工程贡献奖。

4、陈建孟

陈建孟，男，浙江工业大学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院长，教授，博导。陈建孟主要主持863计划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国际合作研究基金2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3项，发明专利10项，发表论文70余篇；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30余名，获省青少年英才奖、首届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骨干教师”奖、教育部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入选首届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国家级人才、浙江省“新世纪151人才工程”重点资助培养人员等。

5、周苏红

周苏红，女，汉族，1979年4月生，浙江长兴人，浙江女排主力队员，前中国女排国家队队员。周苏红是2003年世界杯冠军，2004年雅典奥运会冠军，2008年北京奥运会季军，2002、2006、2010年三届亚运会冠军。她曾获浙江省“十佳运动员”、浙江青年五四奖章、浙江省“三八红旗手”、浙江省功勋运动员、浙江省劳动模范等荣誉。

6、夏国桥

夏国桥，男，杭州联华华商集团有限公司营运总监。夏国桥从一个卖菜员成长为企业最年轻的高层管理者，负责公司几百家门店的营运管理。他实施“跨区域经营网络化销售”，创建了“超市化配销模式”，以“超市办会展”，既开拓了农村市场，又为农产品“卖难”搭建了平台。夏国桥曾被评为杭州市十大杰出青年、杭州青年五四奖章、杭州市新长征突击手、省市优秀青年岗位能手。

7、屠佳

屠佳，女，浙江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屠佳大学毕业后报名参加了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在父亲突然病逝的情况下，毅然坚持前往广西国家级贫困县龙州扶贫支教；支教期间，除做好教学工作外，在母校帮助下筹建了“"爱心书库”"，结对资助当地贫困生；在服务地建立“"青年中心”"，开展法律咨询、农林培训等，并在当地戒毒所建立青少年警示教育基地等，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好评。屠佳曾被评为浙江省杰出青年志愿者、广西壮族自治区杰出青年志愿者，是优秀青年志愿者代表。

8、曹晓红

曹晓红，女，杭州市天长小学校长，小学高级教师、特级教师。曹晓红多年来钟情于语文教学，勇于探索，先后在全国范围内执教公开课100余节次，参加浙江省和全国第二届青年教师阅读教学大赛分别荣获一等奖和二等奖，被聘为西班牙马德里华文学校的名誉教师，是国家级培训的骨干教师。她主持的“小学语文品评式阅读教学”研究课题在教育部立项，曾获“杭州市十大杰出青年”荣誉。

9、楼明

楼明，男，广厦控股公司总裁。楼明1996年从部队转业进入广厦集团，经历六年基层锻炼后出任广厦控股总裁。由他担纲的广厦控股成长迅速，2004年名列中国民企500强第六，浙江企业百强第三、民企50强第一；先后购并杭州建工等10多家国有企业；创办广厦建设学院；组建广厦民工学校；积极捐资公益事业；大力参与西部大开发建设。楼明曾获中国经营大师、中国十大最受关注企业家、中国乡镇企业年度十大新闻人物、省经营管理大师、省创业企业家等荣誉。

10、詹伟建

詹伟建，男，浙江佳丽珍珠首饰有限公司董事长。詹伟建从几千元的资金起步，目前已发展成为资产4亿元，年销售3.8亿元，年创利税4500万元以上，集淡水珍珠养殖、加工与贸易为一体的专业化珍珠企业，农业养殖基地近5万亩，为农户提供一条龙服务，带动省内外农户共同致富，曾获“全国农村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

4. 宁波市扶贫

我国的贫困地区大都在边远山区。交通不畅、信息閉塞、资源溃乏、土地贫脊、居住分散等是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如甘肃、贵州、云南等深山贫困地区。而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和部分资源丰富的内陆地区基本没有贫困地区。即然没有贫困，就不需要扶贫，也就没必要成立扶贫办这样的机构。如江浙地区的宁波、义乌等地区。

5. 宁波扶贫地方在哪里

横溪镇是全区行政村区划调整工作试点镇，他们不仅顺利完成行政村撤并，而且还稳步推进账户撤并工作，实现并村并账并心，在规范账务、统一规划改善村民生活质量的同时，还共享资源实现经济社会的新发展。行政村区划调整工作一结束，横溪镇就着手开展并账工作。他们成立由农村农业副书记挂帅的领导班子，制订了《横溪镇村级集体资产登记意见》、《非生产性开支的有关规定》等有关并账办法。在此基础上，他们首先搞好了大岙村的试点工作，接着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逐村抓落实。具体操作中，采取两种办法并账，即：对9个资产性质、人均占有净资产基本相同的村，采用算大账的办法友好并；对2个人均净资产差异较大的村，切出一块资金用于该村的村政建设或福利事业，由原村社员代表负责掌握使用。横溪镇15个新村中11个村已完成了并账工作，设立一本账，收支实行统一核算。4个尚未并账的村实行社长一支笔签字、统一管理，统一核算、分点负担。

行政村合并后，由于经济实力相对有所增长，新村量力而行进行村政建设，提高村民福利待遇，着力改善村民的生活质量。原芦花桥村由于村级经济基础薄弱，和经济实力较强的大岙村合并成立新的大岙村后，芦花桥点广播线路开始进行并网，村里还改装一企业厂房，作为该点新的老年活动室，使该点老人即将有一个较为宽敞的活动场地。夏凉村和清塘村合并成立杨山村后，从无闭路电视的夏凉点村民即将看到更多的电视节目。栎斜村和上畈村原共用栎斜水库水，旱季用水紧张且水质不理想，两村还因此发生用水纠纷，合并成立新的栎斜村后，村里统筹考虑，统一规划，实施自来水管网改造。在此基础上，并村后实现了资源共享，使各村经济发展有了更大的空间。俞山村和梅隆村合并成立梅山村后，茶叶种植面积一下子增加到2000多亩，该村在进一步发展良种茶的基础上，利用原俞山村已有一定知名度的“梅山云雾”品牌，扩大茶叶加工规模。新成立的梅溪村启动扶贫工业地块，建造标准厂房，同时将4亩土地的使用权出租给企业，村集体每年可增加收入10万元。

6. 宁波贫困户标准

低收入家庭标准年收入2021为4000元/年。也就是年收入4000元以下的家庭会被认定为贫困户。贫困分为两种，一种是绝对贫困，是指个人或家庭缺乏起码的资源以维持最低的生活需求，甚至难以生存；另一种是相对贫困，是指个人或家庭所拥有的生产资料，可以满足一般的生活需要，但是达不到社会的平均生活水平。

7. 宁波贫困地区

上海人对宁波不只是有好感，很多很多的上海人都是民国时期因为宁波家庭贫困去上海谋生而定居下来的，那时候上海赚钱的门路比宁波多，一个人去了，然后慢慢的有投亲靠友的跟着去了，时间久了越来越多的宁波人扎根在了上海，所以宁波话和上海话也比较相近，包括生活习惯和习俗大都相同，所以我说上海人对宁波并不止是好感，最多的是同根同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