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人为乐有啥事例?

招雪芬――常行慈善助困之举

招雪芬女士，佛山市南海区九江新信利制衣有限公司董事长。她，既是九江镇一家大型制衣企业的公司董事长，也是一位有两个读大学的儿子的幸福母亲，更是一位怀着满腔慈善助人热情，常行慈善助困之举的感人女性。

招雪芬是一位事业成功、家庭幸福、性格开朗、待人亲和的可亲可敬的女性。

在事业上，招雪芬女士是一位成功的女企业家。她的新信利制衣有限公司是制衣行业中享有十分良好信誉的大型企业。每天她都在公司里亲自处理业务，与工人们同甘共苦。在她的带领下，业务不断扩大，生意蒸蒸日上，产品远销国外。而且，公司一直坚持守法经营依章纳税，多年来都是我镇的纳税大户，2004和2005连续两年获得九江镇政府颁发的“九江镇纳税大户”的荣誉。2005年招雪芬增选为九江商会副会长。多年来她的公司为我镇的经济发展、为本地创造就业机会等都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在家庭里，招雪芬是一位好母亲。数年前丈夫因故辞世，一下子整个家庭的担子就落在她一个人身上了。面对变故，在两个孩子面前，招雪芬并没有表现出过分的悲哀，而是变得更加坚强。她以身作则教育孩子，给孩子更多的关怀和体贴，凡事都从正面教育引导孩子。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中，两个孩子都健康地成长，学业不断进步，现在都在国外攻读大学。

在社会上，招雪芬女士是一位热心公益、乐于助困的可敬可亲之人。十年之前，她就开始自己出钱帮扶一个困难家庭。据不完全统计，十年间她共帮扶了20多个贫困、不幸的家庭摆脱贫困，走出阴影，迈向光明。她的助人善举，温暖了受助人，感动了人心。

十年前，我镇下西村一名妇女，因其丈夫得重病去世，遗下她和两个孩子，既要照顾日常生活又要供养2个孩子读书，经济十分困难。这位母亲感到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芬姐得知此事后，马上伸出援助之手，即时表态，帮助解决这两个孩子的学习费用，从小学一直扶持到高中。除了扶助这两个孩子外，招雪芬女士还扶助了几户因重病致贫的困难家庭。例如：我镇上西村一户家庭，有两人都得了白血病，由于治病，家庭经济陷入了困境。芬姐知道后，立即决定对这个家庭每月付给500元的生活费。又如，太平社区有一困难户家庭，全家五口人只靠丈夫一人开摩托车搭客为生，妻子和一个孩子都长期患病，还有二个正在读小学，招雪芬也每月付给他们300元生活费。

除了结对帮扶这些困难家庭外，招雪芬女士对镇区等各级政府和部门的慈善募捐活动都积极参与，慷慨解囊。在2002年，“九江慈善会”开展筹款活动，招雪芬立即响应捐出了一笔资金；2004年，在镇团委“托起明天的太阳”助学活动中捐资壹万元，为镇内20多位特困学生支付学习费用。2005年南海区妇联开展“和谐南海，爱心行动―－援助单亲特困母亲家庭”活动，招雪芬女士又主动捐资壹万元援助单身特困母亲。2005年，招雪芬又获得佛山市妇联授予“援助单亲特困母亲家庭活动”“爱心大使”的光荣称号。

招雪芬热心公益、助人为乐的事迹早就在我镇广大群众中传开了，群众都非常赞赏她的做法。政府有关部门多次想宣传她扶贫帮困的善举，但都被她婉言谢绝了，她说她想保持低调，不做宣传。有人问她：为什么你能够做到十年不间断热心帮助困难家庭，特别是困难孩子？她回答说：“因为我自己也穷过，但又十分喜欢读书，因此我切身感受到孩子对读书的渴望。我不是救世主，我今天的生活是通过努力工作得来的，但我很愿意尽自己的能力帮助困难家庭的孩子完成学业，也愿意帮助一些因疾病导致生活困难的贫困家庭，这些算是回报社会吧。”

招雪芬女士就是这样一位常行慈善之举，热心帮扶贫困孩子完成学业，帮助困难家庭摆脱生活困境的好心人。她说，今后她仍会一如既往仅能力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相信，今后我们将继续看到她的感人之举！

1959年12月，19岁的雷锋走进了军营。接兵的干部从这位身体条件并不太合格，然而却有着一张不寻常的履历表上看到，他在农业战线上是优秀的拖拉机手，在工业战线上3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18次被评为标兵，5次被评为红旗手，3 次被评为节约能手，曾在报纸上被表扬过……接兵干部想，如果不是他坚决要求入伍，鞍钢怎么舍得把他送走。

新兵雷锋到部队的第一天，就代表千余名新战士，在热烈的掌声中，毫不怯场地登上全团欢迎新战友大会的讲台。全场两千双眼睛的视线集中在他身上。他昂首挺胸站在话筒前，个子虽然不高，却显得朝气勃勃，格外神气。他抖了抖落在身上的雪花，从裤袋里掏出讲稿，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大声念道：“敬爱的首长和全体老同志，让我代表新战士……”他刚讲上两句，大风就把讲稿吹叠起来了，他极力想展开讲稿，可是风仿佛故意找他别扭，刚展平，没等张嘴又给吹乱了。当时在场的团俱乐部主任陈广生想上前帮他一把，没想到雷锋干脆把讲稿一团揣进裤袋，冲着话筒来了个即席发言：“我们这些新战士，在60年代即将开始的日子里穿上军装，扛起枪杆，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我们当中有工人，有社员，也有学生，来自四面八方，可我们只有一个心眼，学好本领，保卫祖国，当个像样的兵。刚才团首长讲话，希望我们争当五好战士，依我说，有在座的领导，有老同志的帮助，别说五好，有个十好八好也保证当上。”

全场轰的一下被逗笑了。雷锋显得有点慌乱，抓着话筒又说了句：“笑什么呀 ?我讲的都是实话。”他转身向首长敬个礼，全场又响起了一阵掌声。

这就是《雷锋的故事》的作者陈广生第一眼见到的雷锋。现在，陈广生已年逾花甲，但是，一个活龙活现的雷锋仍时时映现在他的脑海里。时间越久，他越怀念和普通人一样有着七情六欲，和普通人一样在阳光下呈现出多种色彩的雷锋。

陈广生并不责怪写信向他发问“真有雷锋这个人吗?”的青年朋友。他满怀深情，讲述他看到的一个个雷锋。

问《祝福》

自打那次新兵大会后，雷锋和俱乐部主任陈广生逐渐熟悉起来，他发现陈广生那儿有那么多书，从此，便成了俱乐部的常客。有一次，雷锋在陈广生的床头看到了《鲁迅小说集》，便借了回去。过了一段时间，雷锋还书时，陈广生问他，你读了哪几篇? 雷锋说《呐喊》和《彷徨》里的许多篇都读过了。陈广生实在佩服他的阅读能力，尤其令陈广生永不泯灭的记忆是，当他们谈起《祝福》中的祥林嫂时，雷锋突然有些伤感的情绪。他说：“我这次看《祝福》又掉泪了。祥林嫂悲惨的一生很像我的母亲。”雷锋说到这里，泪水流了出来。他抹了抹眼角，说：“我母亲受苦受了一辈子，死在旧社会，死得很惨。那年我只有六七岁。”说着，雷锋忽然把话题岔开了。他说：“我文化水平低，有点看不明白，作者不会为祥林嫂祝福吧，也不是为鲁四老爷祝福吧，那怎么叫祝福呢? ”尽管雷锋还不是很懂大文学家的用意，但他却那么喜欢鲁迅的作品。《祝福》显然在雷锋的心灵荡起了阵阵涟漪，陈广生觉得可不能小瞧了这个爱动脑筋的年轻士兵。

雷锋挨训

在所有记载雷锋的书籍里，大概很难看到正面描写雷锋挨训的文字。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伴随着雷锋的并不都是赞扬和荣誉。

雷锋每次到陈广生那里借书，都是高高兴兴的。有一天却阴着脸走进屋来。原来，雷锋在路上碰见了副团长，副团长却并不知道这是雷锋。雷锋乐哈哈地跟副团长打招呼，副团长却一眼瞅见了他露在帽沿外的“刘海儿”，狠狠地训了他一顿。陈广生当时在心里埋怨这位副团长对新战士态度有些过于严厉，但在口头上仍然安慰雷锋说，副团长抓部队就是严格，让雷锋不要放在心上。不一会儿，雷锋就消气了，又像过去那样有说有笑，临走还对陈广生说，回去就把头发理了。以后，陈广生果然见雷锋的

头发短了。但有一次，陈广生笑着说：“我是被你的口琴声吸引来的，不是来检查军容的。”雷锋放下帽子也笑了。这时陈广生才注意到，他的头发虽然很整齐，但是额前的短发仍然是刘海式，只不过比过去短了点。陈广生抚弄了一下雷锋额前的短发，开玩笑说，“还敢留着，不怕团首长再看见了? ”他嘿嘿一笑：“再上街，我把帽子戴低点。”陈广生心里偷偷笑了，好一个倔强的机灵鬼。

陈广生追述这个故事，无非是想说：雷锋是有个性的人，而不是通体透明的神。我们在宣传先进典型时，不应该像给演员化妆那样，把本来属于他的有个性的东西，包括缺点，遮盖得严严实实。那样，典型就只能在舞台上出现了。

一张“解放”照

在军营里仅仅度过了一年零八个月的雷锋，在他身上处处洋溢着当家做主人的自豪感。曾经为雷锋拍摄过不少照片的季增，当时在团宣传股担任摄影报道员，现在已是中国摄影家协会河北省承德市分会主席了。他追忆了这样一个故事：

记得1961年春天的一个中午，我挎着相机下连队采访，正赶上雷锋趴在地上保养车辆。这时我便走了过去，对他说：“雷锋，就在这儿给你照个相怎么样? ”雷锋听了连连摇头：“不，你去给别人照吧，我的照片已经够多了。再说，照多了也是浪费。”我说：“你的照片是不少，可是在汽车上照的有吗?别忘了，你是驾驶员!”听了我的话，雷锋动心了，小脸蛋一乐：“照就照!”说着就从车底下钻了出来。

他在车前做好了照相的姿势，我也调好了焦距，就在我快要按下快门的时候，他突然对我说：“不在这儿照了，到那边去吧。”原来，雷锋想在“解放”牌汽车上照一张相，而他驾驶的车是苏式老牌汽车“嘎斯51”。这样，我就随他来到一辆“解放”牌汽车前。他指着车上的“解放”牌字样，对我说：“能把这两个字照下来吗 ?”我不解地问：“照这干什么? ”他思索了一下，语气深沉地说：“没有解放，哪有我雷锋?”听他这么一说，我才明白了什么意思。就这样，我给他摄下了这张大家比较熟悉的照片。”20多年过去了，季增仍然保存着这张珍贵的原始照片。当驻军某部新闻干事孙云贵去访问他时，季增从他保存的相册里取出那张原始照片给他看。

接过相册，孙云贵好奇地翻阅着。这不是一本普通的相册，而是一本制作精美的雷锋照片专辑。雷锋当年的生活情景都集中在这本厚厚的册子里：有他艰苦朴素、缝补衣服的镜头，有他在车站扶老携幼、助人为乐的场景，还有他担任校外辅导员时为孩子们讲故事的场面……在那些褪了色的照片下面，都附有一张保存完好的底片，可见主人是多么的细心。季增说，这些照片大部分都是他拍摄以后第一次洗出来的。

我把党来比母亲

“唱支山歌给党听，

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只生了我的身，

党的光辉照我心。

旧社会的鞭子抽我身，

母亲只会泪淋淋；

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

夺过鞭子揍敌人。”

在雷锋的日记中，曾工工整整地抄录下了这首歌词，以至于后来不少人把它当成了雷锋的诗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把党来比母亲”，的确唱出了雷锋的真挚感情。现在却有一些年青人，没有体验过雷锋的经历，因而很难理解雷锋的这一情感，而仅仅把它当成一种艺术上的夸张。让我们来看一看雷锋的指导员高士祥，对雷锋入党的一段回忆吧。

高士祥现年64岁，他就是在大家熟悉的一张照片上，与雷锋谈心的那位上尉军官。他当时是雷锋所在连的指导员，也是雷锋的入党介绍人。

1964年 4月，高士祥调入运输连任指导员，刚好这时雷锋也结束了新兵训练生活分到该连学开车。

高士祥回忆说：在朝夕相处的两年多时间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雷锋对党的感情，党叫干啥就干哈，一个心眼跟党走，他经常找我和连长谈心，汇报思想情况，多次提出申请加入党组织。我看他心情这样迫切，就注意培养他。我把自己保存的一本党章送给雷锋，并给他讲党的知识。从此，雷锋便更加自觉地按党员的标准严格地要求自己了，主动找工作干，一有空就帮助别人做好事，连里有两个来自同乡的战士发生了矛盾，雷锋就像干部一样，用毛主席著作中的道理，给他们做思想工作，使这两个战

友很快就和好如初。我这个当指导员的看了，别提有多高兴啦。在一次支委会上，入伍不到7个月的雷锋就被支委提名列为发展对象。但是，在后来讨论雷锋入党时，个别支部成员听到有关对雷锋的一些反映，说他是做面子活图表扬，也有人认为雷锋的兵龄短，对他做好事能否坚持经常还要考验考验。这样就把雷锋入党的事搁了下来。

1960年11月 7日，在沈阳军区工程兵部评“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政工会上，副政委刘家乐找到我说，解放军报社的记者听了雷锋的报告后很受感动，决定写一篇《苦孩子，好战士》的报道，但一了解，雷锋还不是党员，就问了一句，这样的战士为什么没有入党?请你们 支部先研究一下，拿出个意见报团党委。会后，我向教导员汇报了上次支委会的决定，下午返回抚顺。当晚，找到支部副书记、连长李超群，又分别征求其他支部成员意见，全部通过。我在入党介绍人一栏里郑重地写下了：“雷

锋同志牢记我军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爱憎分明，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我自愿介绍雷锋入党。”

第二天中午，我回到了会议招待所，把支部大会通过雷锋入党的决议向团政委韩万金作了汇报，在会议休息期间，营党委委员专门为讨论雷锋入党的事召开了党委会，通过了运输连党支部批准雷锋入党申请的决议。这天是11月 8日，是雷锋终生难忘的一天。晚饭后，工程兵部的同志通知正在沈阳市某中学作“二忆三查”忆苦报告的雷锋来找我。雷锋一上招待所的楼梯口就让一群服务员给围上了，请他作小报告。当时入伍不到一年的雷锋就小有名气，他走到哪就把好事做到哪，颇受人们的爱戴。雷锋一走进宿舍我就从床边拿出他的入党志愿书，这时雷锋的视线紧紧盯着。丝毫也不挪开。“雷锋，从现在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啦! ”我严肃地说。他好像久别母亲的孩子扑到妈妈怀里一样，“哇”的一声哭了，这时在场的几个教导员全都愣住了，被雷锋对党赤诚的感情所感动，只见雷锋用手翻动着他的入党志愿书，哽咽中断断续续地说：“妈妈，我找到您啦，今后我听您的话! ”这时在雷锋身边的崔教导员走过来拉着雷锋的手说：“你已经是一名党员啦，以后要更加谦虚谨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雷锋听了直点头，晚上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伟大的党啊!您是我慈祥的母亲，我所有的一切都属于您，我要永远听您的话，做您的忠实儿子。”

翻开雷锋的日记，可以看到他多处表露了这样的心愿：要争取实现自己最美好的愿望，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为雷锋拍摄过 200多张照片、原沈阳军区政治部干事，现在鞍山劳动教养院工作的张峻同志回忆道：我和雷锋在一起的时候，他曾多次对我表示：“要努力学习，做好工作，争取到北京见毛主席! ”我为什么对雷锋渴望见到毛主席这件事，至今难忘呢? 因为沈阳军区工程兵党委已作出决定，指派雷锋同志为出席1962年国庆观礼代表。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好消息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他，他就在当年的8月15日因公殉职了，没有能够实现他见到毛主席的夙愿。而我于1963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在首都中南海怀仁堂替雷锋同志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我热泪盈眶，激动万分，抢拍下十多幅毛主席接见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雷锋》剧组演员的珍贵照片。 据说，酷爱戏曲的毛主席，从不看话剧，还讲过，给我 200块大洋也不看话剧。可是，毛主席却被话剧雷锋所吸引，为剧中的雷锋而激动。张峻每谈起这件事，都难过地有些哽咽。

雷锋，这位从旧社会的苦海中幸存下来的孤儿，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真理的。当他由感谢党报答党的朴素阶级感情，上升到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的理想，并成为执政党的一员时，他怎能不感慨万端。不了解雷锋这代人成长的历史和思想轨迹，就难以理解雷锋的所做所为，真的会对雷锋产生问号，而这种疑问是多么幼稚和浮浅。

党报聘书

前几年，有的人还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说雷锋是“人材”，不是“人才”。雷锋是不是人才，我们多的不说，仅提供一点史材，就颇能说明问题。1961年11月，一封聘书寄到了还未出名的雷锋手中：

雷锋同志：

获悉你所在单位确定你为本报通讯员，我们表示热烈欢迎，特致函正式聘请……希望今后加强联系。

此致

敬礼

中国人民解放军

通讯联络组》

解放军报社

1961年11月17日

人民大学的一些研究生是在军事博物馆看到这张聘书的。几个同学引出一番感慨。有的说，能为中央级党报当通讯员，那可得有点真水平才行，没想到雷锋还有这么两下子。有的说，这可是雷锋的一个重要史料，它使雷锋的形象更加饱满。雷锋不仅仅是助人为乐，他还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这对当代青年是有吸引力的。

一篇自然来稿

雷锋怎么走向典型，领袖怎么发现雷锋，谁是最早宣传雷锋的人?

我们终于搞明白了。在沈阳的一所宾馆里，我们相约见到了头染白发的佟希文、李健羽，这两位当年的新华社驻辽宁分社军事记者，现已离休了。当我们还系着红领巾的时候，就记住了雷锋的名字，但我们都并没注意最早宣扬雷锋的人是谁。现在，其中两位采写过雷锋事迹的作者就坐在我们面前。

他们却谦虚地说：“雷锋不是我们宣传出来的，他早在宣传之前就很有名气了。”

“1960年10月，《前进报》社总编辑嵇炳前把我们俩人叫去，说是报社收到一篇自然来稿，反映一个叫雷锋的新战士艰苦朴素的事儿。说着，嵇炳前就把稿子递给我们。我们一看，这个新兵入伍还不到10个月，捡牙膏皮，补袜子，给人民公社捐款，好事做了很多。当时我们认为，国家正是困难的时候，党强调奋发图强，雷锋做到这点不简单，也非常可爱。嵇炳前就要求我们到部队了解了解，见见这个战士。我们就到了军区工程兵政治部，见到了王副主任，请他给我们找一找雷锋是哪个部队的。王副主任说，雷锋这几天就在沈阳，要到辽宁师范大学作忆苦报告。他是一个忆苦思甜的典型。

“我们两个一商量，决定现场去感受一下。雷锋到大学作报告那一天，我们俩人和学生坐在一起听。听到雷锋讲自己的苦难身世，心里难过得受不了。雷锋不仅讲过去的苦，也讲党对他的培养，讲他现在的工作。上面讲着，下面哭着，有些学生哭得呜呜的。这时口号突然响起来了，‘雷锋的苦就是我们的苦，雷锋的仇就是我们的仇’。这个领着喊完，那个同学又站起来领着减：‘向雷锋学习’，‘向雷锋学习’。那个场面太激动人了。这场报告对我们俩人来讲，解决了个情绪感染问题，都觉得这个战士实在可爱，他不仅仅是个节约的典型。会后，我们又和雷锋直接交谈。他谈吐很实在，他带了 3本日记和笔记。我们发现这个小伙子很注重学习，嵇炳前那天也听了报告，激动地说，要报个大典型。

“工程兵宣传部的赵志华，摄影员张峻，他们多次接触过雷锋。我们又听了他们介绍的情况，接着又上了雷锋的连队，当时连队的指导员是高士祥。他对这个战士的评价是肯定的。他介绍这个战士的特点，一个是艰苦奋斗，一个是助人为乐，说他对人民很有感情，对老同志、对工人、对农民用行动表达了一种自发的感情。部队发了4块月饼，他送到职工医院。望花区成立人民公社，他就把200元钱送去。”

张峻在回忆中，更为生动地叙述了捐款的事：

“1960年10月下旬，我和团里的宣传助理员拿着雷锋所在团收到的地方表扬雷锋的两封来信，再次来到雷锋所在的运输连进行核实。一封信是抚顺市望花区和平人民公社感谢雷锋送去 100元钱支援人民公社成立的；一封是辽阳市委的来信，热情赞扬雷锋给灾区人民寄去 100元钱的深情厚意。经过调查了解，事实弄清楚了：一次是连队驻地人民群众敲锣打鼓，热烈庆祝人民公社成立。雷锋看到这种热闹情景，立刻跑到储蓄所，把自己在工厂和部队积攒的 200元钱，全部取了出来，一阵风似地跑到和

平人民公社党委办公室，把钱往桌子上一放说：‘我早就盼望这一天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请收下吧 !’党委办公室的同志很受感动说：‘我们收下你热爱公社的一片心意，但是，这钱我们不能收，你留着寄回家吧 !’雷锋恳切地说：‘人民公社就是我的家呀 !假如我的父母还活着，一定不会拒绝他儿子给的钱。’雷锋一再要求，公社仍不肯收，直到雷锋说得流下了眼泪，公社的同志才答应收下一半，这 100元虽然数目不多，但它却给了和平人民公社全体社员一笔精神财富。

“事隔不久，辽阳地区遭到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当雷锋在报纸上看到党中央毛主席派飞机给灾区人民运送衣物和粮食的时候，心里想我这个战士能为灾区人民做点什么呢?他连忙赶写一封慰问信，顶着大雨，跑到邮局，把公社退回的100元钱，寄给了辽阳市委……

“雷锋支援人民公社和灾区人民，舍得献出自己的一切，可他自己却从来舍不得乱花一分钱。参加解放军后，他每月领到津贴费，除留一角钱交团费，两角钱买肥皂，再用些钱买书，余下的全部存入储蓄所。他穿的袜子不知补了多少次，最后已经补得完全改样了，还舍不得扔。连队发放夏装，每人两套单军装，两件衬衣，两双鞋。雷锋只领一套单军装、一件衬衣、一双鞋。雷锋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是深受同志们称赞的，但也有个别同志不理解雷锋，说他攒钱不花，真傻!

“雷锋在日记中写道：有人说我是傻子，是不对的。我要做一个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国家的人，如果说这是‘傻子’，那我是甘心情愿做这样的‘傻子’的。革命需要这样的‘傻子’，建设也需这样的‘傻子’。

“有的同志看过《雷锋》电影，不知还记不记得有个叫王大力的战士扔雷锋的破袜子的镜头，还有雷锋以王大力的名字给他母亲寄去20元钱治病用的画面，这都是确有其事的。王大力总认为雷锋‘小抠’，当他知道是雷锋以他的名字给母亲寄去20元钱之后，才改变了对雷锋的看法。”

曾经有过争议

雷锋做的这些好事，早已为广大群众所传诵，但有的人至今也不理解。不仅在今天，就是在当时，甚至整天和雷锋在一起的干部，也怀疑过雷锋做好事的动机。

佟希文、李健羽继续对我们说：

“连队也有干部持相反的意见。有的干部说他爱出风头，做好事是专门给别人看的。那个时候我们写东西很小心，就有意识地让两种意见的同志坐到一起交谈，接受我们的采访。大家心平气和地谈了半天，一开始，赞同雷锋的人就占多数，通过交谈，原来对雷锋有些看法的同志也逐渐转变了。团里的韩政委是个抗战时期的干部，他说：‘有点不同的意见也很正常，大家在一起交换交换就好了’。要说谁是发现雷锋的伯乐，当属韩政委。他本身就是一个‘活雷锋’，他自己家里很困难，还给灾区捐款。

可是，宣传雷锋时，他不让别人写他。前些年他去世了。他的先进事迹至今还很少有人知道。

“那时就有工读学校，也有少管所，有的孩子是戴着红领巾进去的。大家已经意识到对青年一代教育的重要性了。所以我们感觉到，‘雷锋是党的好后生’。后来我们写的通讯题目就是这样的。当时国家经济困难，国际环境也对我们不利，但是我们感觉到，只要有党在，有政治骨干力量在，有雷锋这样的好后生在，国家就能稳如泰山。”

雷锋成了东北的“一团火”

佟希文、李健羽继续告诉我们：“稿子写好后，我们给嵇炳前看。他又拿给当时的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杜平看。杜平独具慧眼，看完稿件，挥笔写下了‘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这几个字。1960年11月26日，这篇稿件在《前进报》上登了两个半版。稿件还同时发给了新华总社，《解放军报》、《辽宁日报》、辽宁《共青团员》杂志、《辽宁工人报》、《沈阳日报》。但各报发表的标题都做了修改。《解放军报》1960年12月13日刊登在二版，题目叫《茁壮的新苗》；《辽宁日报》叫《红色的战士》；

新华社发稿的题目是《苦孩子成长为优秀战士》，那时调门最高的是《前进报》。军区还同时提出了‘学雷锋、赶雷锋、超雷锋’的口号。雷锋的名字传遍了东北大地。雷锋的诉苦报告，在空军机场、海军舰艇、工厂车间、农村打谷场，到处都讲，嗓子都哑了。大家都说雷锋是一团火，走到哪里，哪里就出现激动的场面。雷锋那个团在抚顺市，抚顺市青年开展了学雷锋活动。报纸上宣传了不少学习雷锋的好青年。后来我们又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叫‘千锤百炼’，讲雷锋在党的教育下成长。另一篇叫‘千万个雷锋在成长’，反映雷锋在青年中产生的巨大反响。当时雷锋的名字在辽宁基本上是家喻户晓，并对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青年出版社很快就来了封信，要我们写一本雷锋的书。因为我们要上前线采访，就把这个任务推辞了。我们俩一个到了东海前线，一个到了南海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