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责任理论的衍生

资本的自由化建立在两个前提上：1.自由而公平竞争的公开市场；2.顾客有充分鉴别商品的能力。在这两项因素的影响下，工商产品的品质必须不断提高，而产品的价格又必须下降，否则无法生存。这种情况的长期发展，逐渐形成了报业所有权的集中和“一城一报”的局面，最终导致自由而公平竞争的公开市场遭受破坏，报业垄断现象极其严重。社会责理任论者西奥多・格拉泽曾说：“20家公司控制着6100万份日报的一半多的日发行量；20家公司掌握着这个国家11000种杂志的多半收入；三家公司操纵着大部分电视收入和电视观众；还有10家大广播电台，11家图书公司和4家电影公司。”这种格局致使大众传播的掌控者，与享有听说看等自然权利的公众利益相悖。同时，不少读者的低级趣味及鉴别能力不足，使那些粗制滥造、夸大渲染的黄色报纸，呈现出一枝独秀的局面，而那些庄重负责、维护公益的报纸却失去竞争力。这是报业资本自由化产生的流弊，基于这个理由，近年来有些学者便应用“葛勒什姆定理”有关劣币驱逐良币的法则，来解释当前的传播媒介。人类在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多次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危机后，开始对自由主义主张的理性、道德等产生怀疑，这在新闻学中表现为一场观念性的变革：由传统的自由主义传播思想向社会责任论推进。现代心理学研究的新发现，也是社会责任理论产生的根源。20世纪以来，心理学家经过大量的科学研究，发现人类并非完全的“理性动物”，人类本性并非全然的“善良”。这些研究结果推翻了传统自由主义数百年来根深蒂固的哲学基础，致使人们不再信奉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取而代之的，是计划政治、计划经济与各种社会福利安全措施。这一新发现应用到报业上，则表现为社会责任论的思想体系，如《报刊的四种理论》便极力推崇“自由是伴随着义务的；而享有特权地位的报刊，就对社会承担当代社会的公众通讯工具的某种主要职能”。社会责任理论者认为，新闻机构在享有新闻自由的同时，应承担道德责任；既追求积极的自由，扩大以及发展新闻自由的权力，又要建立与社会“分享共同价值”的大众传播体制。从根本上来说，社会责任论并非新闻学理论的新发明，而是心理学新学说的普遍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