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跟少数民族快乐的一天

一、作文跟少数民族快乐的一天

19日，安县板房社区的留守儿童沉浸在欢乐之中，前来板房进行志愿者服务的西南民族大学的20位少数民族大哥哥、大姐姐们和他们一起游戏，让他们暑假生活过得更丰富，更精彩。

上午，志愿者来到板房社区，通过身上穿的民族服装向小朋友们介绍我国各民族的知识和各地的风土民情。在游戏和讲解中，小朋友们不仅对我国的56个民族有了了解，还与志愿者们度过了快乐的一天。少数民族志愿者还与留守儿童结成一对一帮扶对子，让留守儿童感受到亲情的甜蜜、家的温暖。年仅5岁的陈婉怡小朋友给志愿者哥哥姐姐们唱起了《世上只有妈妈好》来表达对志愿者的感谢和喜爱，稚嫩的歌声让志愿者们湿润了眼眶。

记者在板房采访时看到，参加活动的孩子们的脸上洋溢着快乐的笑容。“这个活动主要是为了让留守儿童快乐、安全地度过假期，解除外出务工农民的后顾之忧。通过这样的实践活动，我们与当地的孩子们建立了很深的感情，我们明年还会继续来这里。”几位志愿者说。（摘自：绵阳日报 采编 王春云）

二、涂磊一直是我喜欢的主持人。他是如何走进主持的？他又有怎么样的经历？

演艺经历：

2004年，非科班出生的涂磊开始进入媒体行业，主持了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星沙之声频道节目《麓山夜话》，他的第一档节目一经播出就受到关注。随后，又主持了《真爱会客室》晚间谈话节目。

2006年开始，涂磊开始转战电视节目，长沙民生节目先锋政法频道邀请他兼职担任帮助类节目“撞击时刻”主持。随后主持了晚间法律节目《方圆调查》以及访谈节目《不涂不快》，此外还有7点档时政评论节目《非常观察》，这些节目都取得了不错的收视。

2009年，受湖南电台新闻频道邀请而主持了《打开天窗说亮话》晚间谈话节目，吸引了不少观众。

2010年，他又主持了长沙知音频道尝试的相亲类节目《爱情房车》，凭借另类的脱口秀主持方式再次受到关注。同年，参加青海卫视新闻脱口秀节目《嘎嘣爆米花》的录制，并担任嘎嘣观察员。

2011年，担任浙江钱江频道电视新闻时评类节目《九点半》的主持人；同年，担任长沙政法频道《别对我说谎》的主持人。

2012年，担任江西卫视新闻评论类节目《深度观察》的主持人[3] 。

2013年，担任天津卫视职场招聘节目《非你莫属》的观察员；同年，担任浙江卫视婚恋交友类节目《爱情连连看》的情感嘉宾；同年，担任河北卫视情感谈话节目《情感大裁判》的主持人。

2014年，接替黄健翔成为天津卫视职场招聘节目《非你莫属》的主持人；同年，担任辽宁卫视爱情成长励志节目《完美告白》的主持人；同年，担任天津卫视情感综艺类节目《爱情保卫战》的情感导师；同年，担任天津卫视慈善真人秀《老板变形记》的主持人。

2015年7月，开始主持天津卫视推出的公益圆梦节目《幸福来敲门》，节目立足于公益帮扶普通人。

三、采访了公司的优秀员工要写个稿件介绍一下人物的事迹，不知道怎么写？请各位大虾帮忙！

标题要鲜明；

事迹分几类表述；如:工作方面、思想方面、助人方面、勤劳等；

分设小标题。

四、什么叫贫困啊

让我告诉你什么叫贫困 这次本来给计算机老师说好了是拍凤凰古镇的，可是当我无意间经过并且看到一贫如洗的郭伦良的家时，我的心被强烈地震撼了，他们的影子总在我的眼前出现，无法摆脱……，不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我就象是一个罪人一样灵魂终日不得安宁！ 他就是郭伦良，他有两个姐姐，他们姐弟三个学习都特别好，在学校里是数一数二的，他和他的大姐姐明年一个中考，一个高考，他的二姐今年已经中考。 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哭了，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他们却忘记了下句，“只是未到伤心处”，上天赐予了他们好成绩，可是却忘了给他们一个可以继续上学的机会。 这是他们的妈妈，一个神智不清的人，一个没有语言表达能力的人，这已经是最大的灾难了，可是，上天不公，她又患上了重病，整日呕吐，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 这就是他们家的灶，碗上面一点儿油腥儿也没有，看那灶头只有几样调料，不知道没有油、没有调料的饭是什么味道。或许你还没有见过这种灶吧，用土砌成的，没有高科技，只有最原始的东西，似乎还停留在遥远的过去…… 我的故事讲完了，或许你有幸是在有空调的房间里看完了这个故事，觉得距离郭伦良的家很遥远，也从来没有到过我们的家乡，无法体会到故事中主人公的苦难。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发生我的身边，我们在同一个星球上，沐浴着同一个太阳，然而生活却是如此的不同…… 贫困是一个既复杂又简单的现象。说它复杂，是因为直到现在为止，有关贫困的涵义及其衡量标准的确定，在学者中间仍然争论不休，而且这种争论似乎越来越复杂化。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贫困现象又很简单，因为你无论在定义上进行怎样的争论，贫困都以一种朴素而客观的方式存在着。 因此我们可以说，贫困首先是一种物质生活的状态，但贫困又绝非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物质生活状态。贫困同时是一种社会结构现象。 实际上，当我们用“穷人”这个概念来指称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们的时候，就已经意味着这是在指一个人群。而在社会结构中，这个人群往往成为特定社会分层结构中的构成要素。尽管任何社会中都会有“穷人”的存在，但在不同的社会中，“穷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含义却会很不相同。在传统社会中，低微的收入、低下的社会地位以及世代间的传承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在这样的社会中，“穷人”不仅有着极易辨认的外部特征，而且与富人在许多方面都有对照鲜明的反差。而在现代社会中，身份的、世袭的、先天注定的因素的重要性越来越下降，而社会地位的变动越来越频繁。也正因为如此，有人将现代社会中的社会分层，看作是一些与个人没有固定联系的位置，或者说是社会中的一些“格子”，今天你符合这个格子的标准，你就进入这个格子，明天你的状况发生了变化，就从这个格子中出来而进入另一个格子。也就是说，现代社会中的分层或人们的社会地位，往往是与社会流动联系在一起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分析作为社会分层结构要素的“穷人”，就可以看出，“穷人”和“穷人”之间的区别，不仅在于贫困的程度不同、贫困的内容不同，甚至也不在于社会为穷人做了什么，而是在于穷人改变自己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的难易程度的不同，在于穷人改变自己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的方式和机制是什么。 从这样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在发达国家解决贫困问题的两种不同途径。一种途径是针对已经处于贫困状态的这一代人的，包括刺激经济发展、改善就业状况、实施福利救济等。事实上，这等于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对于已经处于贫困状态的这一代人来说，当然可以通过种种努力来改善他们的生存状态，但要从根本上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是很困难的。而要真正实现“穷人”社会地位的改善，就涉及到另外的一种途径，这就是通过教育的机制，使得他们的子女有可能向更高的社会地位流动。也就是通过代际之间的流动，改变穷人这个人群中某些人的社会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社会流动影响着贫困的性质。在社会流动比较频繁的社会中，尽管贫困也具有社会分层的含义，但这样的贫困具有较强的可变性，而不至于成为一种僵硬的结构。而在社会流动不易发生的社会中，由贫困形成的结构因素则具有较强的僵硬性，它一方面表现为社会排斥，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贫困的复制或再生产。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我国近几十年来不同时期贫困的状况，就不难发现这其中的涵义。在改革前的再分配体制中，我国的贫困现象主要存在于农村，而城市中只存在个别由于残疾、疾病以及其他一些个人因素而导致的贫困。按有关部门的数字，在1978年的时候，我国农村极端贫困人口为2．5亿，贫困发生率达到30％。而且，那时的贫困往往意味着饥饿甚至死亡。但由于当时的贫困具有一种很强的集体性或地区性，空间的隔离使得与富裕形成对照的贫困感并不强烈，似乎生活理所当然就是那样子。在此后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整个社会的经济状况在改善，从而使得贫困的发生率开始降低；另一方面，从这个时候开始，社会分化开始加剧，个体贫富差别日益凸现。但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很少将当时贫困的人口当作一个社会阶层来看待。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结构正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无论自己生活状况或社会地位如何，似乎都有改变的可能。但到了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之后，社会出现了开始凝固的趋势。在这种趋势之中，不仅贫困在定型为社会分层的结构，而且在80年代被社会流动掩盖住的一些制度或结构开始浮现出来。 在静态的方面，这些因素表现为社会排斥。社会排斥是在世界性反贫困行动中经常被人们所强调的一个概念。“社会排斥”被视为消除贫困的障碍，已经在世界上获得高度共识。尽管社会排斥的内容涉及到很广泛的方面，但就我国的情况而言，这种社会排斥更直接地是表现为体制性排斥。比如，城乡的制度性分割仍然是造成贫困问题主要集中在农村的重要原因；社会资源的二元化再分配使得资源更多地向富裕的城市社会倾斜；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是高度选择性的，覆盖的是社会中一部分富裕人口；正式就业市场的相对封闭性阻塞了部分向上社会流动的渠道等。 在动态的方面，这些因素则表现为贫困的再生产。当社会分层结构相对凝固之后，结构的再生产倾向会更加强化。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贫困群体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封闭的状态。如果这种封闭状态持续较长时间，就会形成一种特有的生活世界，一种特有的生活方式，一种特有的制度和文化，其结果必然是这个贫困群体自身的不断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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