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于丹到蒙曼，国学大师沦为文化小丑，沽名钓誉注定不会长久，你同意吗？

很多人喜欢国学，于丹老师和蒙曼老师，都是宣传国学的，他们在一些文化类节目中出彩，让大家记住了她们，但是，她们在一些场合中有不一样的见解，让大家觉得她们名不符实。最终，她们离开了我们的视线！

一、从红极一时到形象崩塌

于丹，北师大的教授，她擅长的是主持，而不是文化解读。但是，她却凭着解读《论语》火了，于丹用现代的思维方式解读了《论语》，让大家耳目一新。

这个感觉就跟《明朝那些事》的作者一样，用通俗的语言来描述古籍典章，让人感觉很有趣，也很愿意品读下去。

于丹老师在百家讲坛上侃侃而谈，惊艳四座。大家对这个节目的关注度很高，让于丹老师感受到火。她不仅出书，还四处演讲，这些费用，远远超过她当老师。可能也是这种经历，让她有了不一样的感觉，她不再是一位老师了，而是一位商人。

作为商人，就要谋利，到北大演讲的时候，只是告诉学生们一些鸡汤，引发学生不满，这是于丹老师没有想到的。

在商业环境下，可以说鸡汤，虽然这些鸡汤，对于一些人而言，是有毒的。于丹老师觉得，这样的解读，没有问题。

让她备受质疑的，是她的行为。在英国住酒店的时候，她对酒店不满意，就要求换一家，换了好几家以后，她生气了，骂了助理和翻译，这个事情，被曝光了。

很多人没有想到，一位温文尔雅的女子，竟然会当众骂人，哪怕是助理做错了，也不能当面骂，因为这会让助理很丢脸。

作为一个文人，素质应该很高，不应该有如此不雅的行为。看看郭德纲，他被传与王梦婷有关系，虽然这个事情被王梦婷辟谣了，但郭德纲没有任何反应，只是在社交网络上写了一幅字：大年初五，捏小人嘴。

面对别人的诽谤，他无意争辩，也不愿多说。只是用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态度。他没有上过大学，但很有文化。

于丹老师是一位文化人，但她的行为却没有文化。可能当时很生气，但这样做的结果却让自己的形象受损。于丹老师没有在公众场合解释这个事情，可能还会在大学里教书育人，但她的做法，与《论语》中的谨言慎行相违背。

不仅是她，还有蒙曼老师。蒙曼老师的讲课风格与众不同，她在《百家讲坛》里讲课，是问题导入式的，再用浅显易懂的方式来解答，引起共鸣。

二、从解读者到跌落神坛

蒙曼老师的父母是大学老师，她从小也颇有文化修为，每年都给自己开了个50本书的书单，对于经典的书籍，也不会放过。

也是这些阅读，让她沉淀了文化素养，也是这些努力，成就了她。在《百家讲坛》里，她先讲的是武则天，抛出各种问题，再加以解读，很多人听了以后，觉得很有趣。

因为《百家讲坛》面对的，不仅仅是学生，而是社会各界人士，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她用幽默的语言，将历史知识传播开来，让大家耳目一新。

当她讲课的时候，几乎是座无虚席。她成为《百家讲坛》的名讲师，也让她火出圈了。很多节目请她到现场点评，这其中就有《中国诗词大会》。

在这个文化类节目中，蒙曼老师也是点评得头头是道，让大家欣赏佳作的同时，还欣赏了她的幽默。但是，她在点评《悯农》时出现了问题。

她说《悯农》是在种庄稼，这个是不是错误呢？锄禾日当午，这个锄禾，应该是除杂草，跟种庄稼好像不搭边。要说种庄稼包括种植、除草等行为，也是可以的。

但是，《春夜喜雨》的感觉解读是四川人吃火锅，就有点牵强了。虽然四川人喜欢吃火锅，但是，《春夜喜雨》的感觉是作者对天下的关怀之情，这种情怀，是比较大的格局。

更重要的是，《乌衣巷》的解读，就有点过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个燕子飞到的是变革之家。

刘禹锡身处的环境，不是社会变革，而是时逢乱世。他主要表达的是旧时豪门随着人事的变迁而湮灭的过程，与变革有关，但不是变革之家。

大家对蒙曼老师的崇敬之情减少了，觉得她对诗词的解读，口水化了。文化解读，是不是可以口语化？可以的，但是过于口语化了，就有点烂俗了。

蒙曼老师的人气，逐渐下降了，大家对文化人的认知，提升了。她们作为文化的传播者，还是有一定贡献的，但是，她们将文化知识的水准，拉低了，这是很多人不喜欢的。

文化解读，因人而异。不能为了满足一些人的审美趣味，就以为大众也是这样的审美。她们的行为，被人唾弃，是可以想见的。

三、对文化的理解，因人而异，不可强求

于丹老师和蒙曼老师，对文化的解读，没有太大问题，可能是她们的名气太大了，大家对她们的期望太高了，不允许她们有一点瑕疵。当她们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无法容忍，最终她们跌落神坛。

有人说，在互联网时代，知识是一视同仁的。可能是的，但需要有相关的文化储备才可以。于丹和蒙曼的文化储备很好，也能解读很多文化知识，但与大众的认知有偏差，可能就不理解了。

例如马未都曾说，床前明月光的床，不是我们熟悉的床，而是马扎。这让很多人疑惑，难道当时的老师，是骗自己的吗？

不仅仅是这个，还有司马光砸缸，很多人认为，这个缸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但是，马未都先生表示，按照出土文物，缸在南宋才出现，北宋出现的，应该是瓮。有一个成语叫请君入瓮！

这些知识，需要相当的文化储备才可以，但是，不等于我们不知道，就不能自主理解。虽说于丹和蒙曼等文化人对文化有自己的解读，但千人千面，自己也愿意解读文化知识。

有人会说，没有文化储备的解读，可能是望文生义。错了不害怕，更不丢人，大家指出来，自己改正，也是一个促进作用。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

文化知识，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要是于丹和蒙曼老师能够好好解读文化，让我们雅俗共赏，也是不错的。

但是，她们选择了口语化的解读，还说了一些不大对的知识，这样就有点误导大家了。至于她们私下里会不会道歉，那就不知道了。

很多人觉得，于丹和蒙曼的形象坍塌，实际上就是他们对知识的误读，要是普通人误读，是可以的。但她们不行，因为她们的形象是文化的传播者。

她们应该有虔诚之心学习文化知识，踏实的心进行宣讲，而不是为了一时的名气，希望她们在之后的人生路上，会传播更多有价值的知识！

写在最后：

文化人说文明话，做文明事。于丹老师的言行不一，导致她的形象受损；蒙曼老师对诗词的解读，出现了瑕疵，让她跌落神坛。这样出名的文化人，都能出错，更何况我们这些普通人。

懂文化，学知识，是为了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是为了让自己的精神境界更高。而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也不是为了当文化小丑，大家觉得呢？

具有很高名气的文化偶像有很多，但能够真正内敛自己的本性，做到自己的本职的文化偶像少之又少。说起文化偶像，大家应该第一个想起的是高晓松。于丹于1965年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自己的父亲也是红极一时的国学大师。也许是在自己父亲的熏陶下，于丹对于文化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功夫不负有心人，于丹在自己高考结束以后，成功的进入了北京师范大学的中文系，继续探索国学的奥秘。一年又一年，时间来到了于丹30岁的时候，也许是因为她起步比别的小孩更早。于丹在30岁如此年轻的情况下，成为了北京大学的讲师。

曾几何时，于丹借助于《百家讲坛》平台，完美地实现了从文化的角度进行变现的可能。试想过去的学术象牙塔就是冷板凳，又有多少人愿意问津。电视和网络的双重平台，把她从之前的默默无闻，直接推上了前台。

然而成也平台，败也平台。一旦被推上万人瞩目之处，身处聚光灯下，不但自己的一言一行被全部看到，还会因为镁光灯的作用，被无限放大。于丹本身就因为聚光灯的效应，将自己真实的一面暴露了出来。最终，也彻底败在了真实面前。

作为曾风光无限的一名国学大师，于丹却慢慢的背负着众多的质疑，甚至在2012年受邀参加北大的昆曲讲座之时，作为一代国学大师的她竟然被一众北大学子轰下了台！这样的事情发生，无疑是给于丹的事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那么北大学子为何会将国学大师轰下台呢？其实，这跟于丹之前的行为有关。

在人们的印象之中，于丹是一位谦和有礼、满腹经纶的才女，是为读书人所敬仰的对象。然而在2009年之时闹得沸沸扬扬的伦敦事件，却在一时间将于丹推上了风口浪尖，让人们心中对她的形象完全颠覆了。

文化讲究传承，但是几千年来，传播平台的限制，使得文化以及真理，始终掌控在少数人的手里。文化对于大众和草根相当遥远，即便生活处处都蕴含着文化的真理，可惜诠释的权力始终掌控在有文化的人手里。正因为如此，在传播平台扩展之后，才有了一股解读文化的热潮。

所谓解读文化本身，就是因为文化本身的局限性，限制了它广远传播的趋势。于丹最初的走红，就是从解读《论语》开始的。因为文言和白话之间的这种隔阂和断代，导致大多人对于传统经典的认知是一片空白，而一个解读人的存在，正好起到了桥梁的连接作用。

在演讲的过程中，北大的学子发现，于丹其实对于《论语》的理解真的非常的浅。而整个讲座的中心并不是她这本书，讲的更多的是一些鸡汤故事，这让许多北大学子非常的不满意。

让观众们感觉到这位国学大师在打自己的脸。遇到这样的事情，其实并不愤怒，更让人感觉到的是可惜。明明都是红极一时的国学大师，为何会搞出这样的事情呢？这是因为名利让他们红了眼，让他们无法更加专注于国学本身，变得浮躁起来。这是导致许多问题的原因，但他们却浑然不知。

再同意不过了。没有金刚钻，莫揽瓷器活。在登临讲坛之前，于丹、康震、郦波、蒙曼等人似乎过于自信，在《百家讲坛》、《中国诗词大会》上的风光与尴尬，其背后所凸显的其实是他们知识结构的缺陷，知识储备的不足。而在这背后潜伏更深的原因，则是我们的文学与教育普遍存在的浮躁，尤其是当代高校知识分子的浮躁。

黯然下来的“学术明星”于丹，基本作别荧屏，回归高校课堂本位，此后蒙曼、康震、郦波等“学术明星”在“中国诗词大会”上闪亮登场。但很快网上就开始议论纷纷。先是吐槽康震等评委诗词水平较差，之后又认为郦波的自创“集句”不入流。有人为康震等辩解，说人家是教授又不是诗人，大会是背诗又不是作诗，何必苛求评委的诗词水平。殊不知历代著名诗论家皆擅诗。不擅诗而研究诗，高谈阔论，终难免隔靴搔痒之讥。

《中国诗词大会》对诗词的普及会起到毋庸置疑的正面引导效果。但令网友不满意的是，节目组邀请的评委康震、郦波等人，却是完全不会写诗词的外行。在节目里，郦波玩的“集句”，康震作的“诗”，均招致内行人的指摘。实话说，现在古典文学最大的弊病，在于研究者对于创作是外行，主要是研究诗词文化、很多更是研究“对文化的研究”。郦波和康震都在节目现场作了一首“诗”，郦波集苏轼诗词：

“人间有味是清欢，照水红蕖细细香。长恨此身非吾有，此心安处是吾乡。”

康震的自作诗：

“大江东去流日月，古韵新妍竞芳菲。雄鸡高歌天地广，一代风流唱春晖。”

两者都是完全未入流的作品，与其文学教授的身份极不相称。自有格律以来，古往今来的绝句，第一句不是仄声字结尾，都是要押韵的。作为诗词大会的评委，这样的常识没有，令人遗憾,此为其一。其二，二十八个字，除了必须重复的，比如“细细香”，还出现了两个“是”，两个“吾”，两个“此”，哪个诗人词人这么干过？除非是特别有意为之。诗词是一门讲究凝炼的艺术。其三，平仄出了问题。“长恨此身非吾有”的平仄不对。原文是“长恨此身非我有”。吾字是平声，我字是仄声。苏轼的平仄没错，郦波搞错了。其四，“欢”字没押韵。押韵的两个字，一个字是“香”，一个字是“乡”，两个读音一模一样，没有变化，极其死板。其五，这首诗所集的四句，没有关联性。尤其是第二句，在整首诗里完全不知所云。

其实不止康震、郦波、蒙曼等学者，很多教授著作等身，研究对象从李白杜甫到李商隐李清照，再到杨慎和纳兰性德，但写不来一首符合格律的诗词来。尤其是在央视舞台上，面对众多的诗词爱好者与观众，作为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的康震、郦波，多次出错，误导观众。

现在许多高校的教师，知识结构、知识储备是不理想、不到位、不扎实的。做美术学院院长的，只“懂”美术理论，不会绘画，不如现今一个三流画家；当文学博导的，写不来诗歌、小说甚至散文，不如民国时代一名国文中学教师。这些所谓权威、大咖，早在念大学、硕博时，就懂得将发表论文和学位、职称挂钩，于是“旁征博引”“转益多师”，唯独看不见他们的真知灼见，摸不着他们的真心诚意。

“剪刀一剪，浆糊一粘，大名一签，长长一篇。”许多所谓学术论文就是这样被炮制出来，从而催生出大量“学术垃圾”。看看如今那些所谓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有时引文、注释、参阅的资料篇幅比正文还要长，感觉如此才有“学术含量”，才是“无一字无来路”。评论家孟繁华说：

“现在的学院派批评确实出现了严重问题，批评文体的僵化，使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大大降低”。

孟繁华所说的学院派，很大部分是在高校从事文学教学与理论评论的教师。我也接触过一些大学文学院的教师，他们谈起他人的小说散文诗歌剧本，可以说得唾沫横飞、头头是道，可是你让他们写一篇文学作品，哪怕是几行小诗、一个微型小说，他们立马黔驴技穷、噤若寒蝉！看看曾为教师的鲁迅、胡适、叶圣陶、沈从文那一拨文化人，哪怕是名不起眼的中小学教师，都能挥毫泼墨，写作各种作品。这决不是厚古薄今，实在情形就是如此。

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的梅贻琦一直主张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梅贻琦在清华有两句名言，多年来一直为人传诵，一句是：“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另一句是：“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教坏的。”

如果说过去的大学是屈从于政治压力，现今的大学则是倾倒于金钱的魔力。不少教授学者将学术当成了一种牟利的资本，而非传道受业解惑的根本。“学者明星化”与“明星学者化”如果失去道德约束，必然是事与愿违。

追溯中国近现代治文学的教授、学者大都学贯中西，既精通理论，也擅长创作，比如鲁迅、胡适、钱钟书等人，不仅有博大精深的理论研究成果，也有辉煌骄人的文学创作业绩。相较之下，当代的大学教授学者们，往往急功近利，甚至只为拿职称而进行理论研究。

同时，不少大学里的学者、教授，知识面偏狭，专业分工过细，大抵成了“独臂将军”，这些人往往讲起课来纵横捭阖、引经据典、神采飞扬，但你叫他（她）写一首诗、填一阙词，写一篇小说或者一篇散文，立马束手束脚，找地缝钻之前仍不忘理直气壮地为自家进行“无罪辩护”：“我是搞理论研究的，何必要写作品？”

其实，并非要现在的学者教授都成为鲁迅、胡适、钱钟书那样的文化人，但是作为教古诗词的博导、教授，并被央视邀请来做古典诗词评委的文学翘楚而言，总得会做一首不说多么优秀、但还说得过去的诗词吧？总不能只会纸上谈兵而怯于“现身说法”吧？如此这般，这些“学术明星”又如何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相比之下， 蒙曼比于丹水平要高得多。于丹的专业是现代传媒 ， 而蒙曼是文史学科的科班出身。于丹没有扎实的文科根底，但在语言的‘’游走‘’上下过一番功夫。细听她的讲解，大部分是废话和赘话，对于没有文化基础的人，可能会觉得于丹讲得字正腔圆、阴阳顿挫，那架势、那风范，能把一般讲师，盖过几条街。但骗不了多少有点文学根基的人，一听就知道是正儿八经、华丽的胡说八道！

反观蒙曼老师的讲课 ，清新自然亲切可信，给人感觉有一种亲和力， 绝对没有卖弄、哗众取宠的意味。而且论述的幽默风趣，其旁征博引 、引经据典，不用多讲， 大家都会觉得蒙曼是一位学富五车，充满书卷气的学者。听她的课，如沐春风，让人心情愉悦。看看于丹的拿腔拿调，就能体会到蒙曼的学风可贵。

蒙曼是老师倒是真的，是做学问的人。前一段看蒙曼的职称是副教授，更加感觉她是一个有真学问，不沽名钓誉的人。为人师表不需要浓妆艳抹，不需要名饰名包，传道授业解惑即是良师。

于丹相比较而言更像个演员，胸有点墨就忘乎所以，拿耍大牌当个性，恰似被一群弱智观众惯坏了的蹩脚演员。于丹又像一个厨师，收来食材加工一下卖给大众。类似的厨师很多，智商高的做西餐，像高晓松；有真知灼见的做佛跳墙，如梁宏达。而于丹充其量会做个汉堡，绝对到不了披萨的水平。

蒙曼从百家讲坛到中国诗词大会，表现不俗。赢得多数观众的喝彩！蒙曼尽管学富五车，但很谦逊低调。余以为评价一位学者，首先看他的讲话是不是有根有据，是不是见解独到，且能指导别人，能代领人走出某团迷雾，其它的都是表象。

沽名钓誉不会长久，这个我是同意的。

但我认为，因为有一些缺点就把于丹蒙曼说成是文化小丑，是言语过于偏激。她们并非沽名钓誉，只是人无完人而已。人人都是有缺点的，即使像孔子这样的圣贤都不可能避免。

于丹

墨子就曾经在《墨子・非儒》书中批评孔子的一次虚假。孔子周游列国因缺乏路费被困于陈蔡之间时，见到能吃的东西不管好坏都得吃。但刚回到鲁国境内，鲁哀公立刻宴请了他。这时他却只吃那些最好的菜，一般的菜根本就不看一眼，在鲁哀公面前故意摆出一副绅士的样子。所以说，即使是圣贤也会有缺点的。

于丹和蒙曼都是取得了很高成就的文化学者。于丹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2006年和2007年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中，由于丹主讲的《论语心得》和《庄子心得》节目，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她的著作《于丹论语心得》、《于丹庄子心得》在国内非常畅销，而且在日本、韩国、英国、法国、越南等国家以20多种文字出版发行。

于丹

蒙曼是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从2007年开始五次登上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主讲武则天、太平公主、长恨歌、大隋风云、唐玄宗和杨贵妃等节目，收到观众的大量好评。他还出版了十多本历史类书籍。

就是这两位卓有成就的文化学者和作家，却因为几个小事就被批评为文化小丑，实在是过于偏激。

于丹被抨击的原因是，于丹后来在一次受邀在英国参加文化活动时，因为嫌弃待遇不好，要求更换了三次房间，还对助理大发脾气。还有一次是2012年参加北京大学昆曲讲座时，对昆曲很有研究的于丹代表观众向昆曲演员表示感谢。但有四五个观众却以为他是个昆曲的外行，在台下起哄，于丹只好走下了台。

蒙曼被批评的原因是，她作为中央电视台中国诗词大会节目的文化嘉宾，在解读古诗《悯农》、《春夜喜雨》等时产生了一些偏差。把“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中描写的烈日下的农民辛勤地除草，解释成是春日农民在播种等。

有些相关专家认为，于丹对《论语》的解读和蒙曼对古诗词的解释有很多偏差或者比较肤浅，这也仅仅是不同的专家对同一个典籍有不同的理解而已。

蒙曼

也有些人认为，于丹在嘴上讲着仁义礼智信，但在国外却有如此的表现，说明她为人虚伪。但实际上，于丹在生活中的仁义礼智信方面的行为确实是有不少的，只是她身上仍然有一些缺点。而这只是人无完人而已，就此就把一位学者说成文化小丑，实在是过于偏激。对蒙曼也是只因为有一些专家认为她对诗词的解说有一些偏差或者比较肤浅，就被说成是文化小丑，也并不客观。

评价一个人贵在全面地分析观察。如果仅凭几个事就作出结论，往往就是草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