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扶贫行动实验室有怎样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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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扶贫行动实验室新思路: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分别是：印度裔美国学者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国学者埃斯特-迪弗洛、美国学者迈克尔-克雷默三人。以此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所提出的扶贫行动实验性方案。

比较有意思的是，班纳吉和迪弗洛是夫妻，且同在麻省理工学院（MIT）任职。此次获奖，他们被称为“史上最强学术夫妻档”。

这个奖项故事里的第三个人，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迈克尔·克雷默，现任哈佛大学发展社团盖茨教授。同时他还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麦克阿瑟奖学金以及总统学院奖学金获得者，曾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全球青年领袖。

诺贝尔奖官方表示，2019年经济科学奖获得者进行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应对全球贫困的能力，例如把减贫问题拆分为教育质量改善和医疗保健如何开展等更为细致入微的问题。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金为900万瑞典克朗（约合91万美元），三位经济学家将平分。在诺贝尔系列奖项中，经济学奖并非依照已故瑞典工业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设立，而是由瑞典国家银行1968年创立，奖金由瑞典国家银行支出。

【回顾】我们首先想到了在肯尼亚做过的一个艾滋病预防项目，名为“小心干爹”。一个随机对照试验发现，在给八年级女生和男生放映了十分钟的视频，并展示了年长男性艾滋病发病率较高的统计数据之后，这些学生的行为明显发生了改变。卢旺达政府也想知道该项目在卢旺达是否能奏效。

【扶贫行动】聚焦于各种机制可以让我们识别出具体的当地证据，可以帮助我们预测它在新的情境中是否能够产生同样的效果。在扶贫行动实验室，我们采用普适化框架来整合不同类型的证据，求在每个步骤中回答一个关键问题，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如何证明整个干预过程能够很好地予以实施？

在印度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向家长提供小额激励措施，并在同时利用就近的流动诊所提供可靠的服务，就能够让全面免疫接种率增加为原来的6倍。塞拉利昂可以采取这种方法吗？

如果我们将评估视为一种测试“黑匣子”的方案——假定我们不能理解现有的机制——我们就会询问，目前已经进行了多少次影响力评估，以考察免疫接种激励措施和免疫接种率之间的关联度。由于仅有一次精确的影响力评估来估测这种关联度，我们可能得出的结论为，支持这个方案的证据相当薄弱。然而，对于该方案背后的不同理论因素的证据评估表明，这种关联度背后的证据可能比乍看起来要多得多。

步骤1：对印度疫苗接种项目的原始研究背后的理论是，父母希望让孩子接种疫苗，或至少没有强烈地反对接种疫苗。他们坚持完成该计划的意愿会受到小小的价格波动的影响。带孩子就诊的时间和交通等小额成本可能阻碍家长们坚持采取预防性健康行为。这种证据带来的信息比黑匣子方法的知识要走得远的多。

步骤2：反贫困行动实验室正在与塞拉利昂等政府合作，以确定当地是否满足该方案所需的条件。要确定某些基本条件（如诊所是否定期开放，疫苗供应是否可靠），就必须了解当地机构。公开的数据也很有用。

步骤 3：接下来涉及行为条件的证据。大量证据表明，全球民众对高效预防性健康措施的投入不足，然而却花费大量资金用于急症护理。还有很多证据表明，预防性医疗保健价格的小幅变化可以大大提高（预防性健康措施的）采纳率。此外，小额激励措施对健康行为具有惊人的巨大影响。

步骤 4：在最后一步，我们重点关注在当地实施的细节。采取什么激励措施、如何提供，可能需要根据当地情况加以调整。

　　提及三人的工作重点，迪弗洛解释道，他们更在意对“贫穷的深层次交互根源”的研究和理解。她认为，政策决定者将贫困人口笼统的概括为绝望的、懒惰的或富有创业精神的人，却不深究其深层次原因。“我们的方法就是对问题进行逐一分析，并且用科学手段来寻找答案。” 迪弗洛还就奖金使用和中国扶贫问题回答了记者问。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专家雅各布·斯万森（Jakob Svensson）也谈到，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中国从几十年前的一个贫困问题很多的国家，变成了现在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参与者。中国的改变是巨大的，不仅仅是对于中国而言，这对全世界都有着很大的影响。中国已经实现了大部分人口脱贫，但贫困问题还是存在的，比如公共卫生、医疗服务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有待解决的，这个研究方法有助于探究这些问题的原因，所以说这项研究方法对中国来说应该是可以借鉴的。总之，2019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扶贫行动实验室新思路:扶贫实践，惠及全球数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