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环保公益诉讼(环保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1.环保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由于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发展历史较短，制度设计、衔接机制和协调机制不够完善，专业化程度不高，实践中还存在配套法律建设滞后，社会知晓度低，案件调查取证难、鉴定难等问题，这与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对环境公益诉讼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

解决生态环境公益诉讼问题的核心在于解决立法缺失现状。在吸收《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有关生态环境公益诉讼规定的基础上，应从法律层面对受案范围、案件调查鉴定、执行程序、公益修复等进行明确，建立健全法律体系。

2.政府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明确规定

3.环保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不包括。

《环境保护法》第58条： 1、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一）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 （二）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2、符合前款规定的社会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3、提起诉讼的社会组织不得通过诉讼牟取经济利益。

4.环境污染提起公益诉讼

公益诉讼的法律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 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公益诉讼制度是有别于传统私益诉讼的一种诉讼类型。与私益诉讼追求个人的具体权益不同，公益诉讼是为保护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比如对环境污染提起公益诉讼，具有通过司法纠正危害公益行为的公共目的性。它不仅有利于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作用，促进依法行政、严格执法，而且有利于维护宪法法律权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二、全国人大常委会明确授权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公益诉讼。2015年7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意味着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进入试点阶段。2016年1月6日，最高检发布的《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成为了检察机关试点公益诉讼的具体“操作指南”。全国公益诉讼试点地区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的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以诉讼类型划分有：行政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以案件发生的领域划分有：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领域，国有资产保护领域，食品药品安全领域。

5.提起公益诉讼的环保组织

1.

缩短社会组织的成立时间限制 笔者认为,将能够提起诉讼的社会组织设定必须成立五年的限制,缺乏合理性,应将时间缩短。环境公益诉讼要求起诉主体既要具备环境损害事件中所涉及的各种专业技术技能,又要具备调查取证、损害

2.

明确人民检察院为主要公益诉讼人 我国法律规定民间环保组织可以自己名义向法院直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其也可请求检察机关,

3.

赋予公民起诉权利 我国《宪法》第十三条中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

6.环保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例

最高检成立专门办案组对张文中案同步审查监督，张文中被改判无罪；

检察机关提起全国首例英烈保护公益诉讼案，被告曾云被判处公开赔礼道歉；

江苏检察机关介入昆山“8·27”案件，支持公安机关认定于海明行为属于正当防卫；

最高检就齐某强奸、猥亵儿童案向最高法提出抗诉，最高检检察长列席最高法审委会会议发表意见；

最高检监督一起32年前“诈骗案”，原审被告人耿万喜再审改判无罪；

安徽检察机关加强长江生态环境公益保护，对跨省非法倾倒固废物案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广东检察机关抗诉一起致人死亡案件，被告人钟远东由无罪改判死缓；

浙江检察机关全面细致核实证据，依法从快起诉“女孩滴滴顺风车遇害案”；

适用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浙江检察机关立案侦查一起监狱民警涉嫌虐待被监管人犯罪案件；

河南检察机关坚持抗诉，服刑近十年的申诉人终获无罪判决。

7.环保局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前者是所有公益类诉讼，比如人文类。后者专门是环境保护类的公益诉讼

8.环保组织作为环境公益诉讼主体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列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这标志着党的十八大以来初步完成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设计正在内化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第一个阶段，将党的十七大提出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上升为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的生态文明建设，标志着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升级为国家重大战略。党的十八大赋予了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前所未有的使命与定位。

第二个阶段，从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战略理论到系统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设计，实现了从理论到制度的升级。自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来，生态文明制度设计和落实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顶层设计，系统纳入到中国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战略之中。

第三个阶段，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标志着生态文明建设正在从理论和制度上的顶层设计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党的十九大以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内化、落地的同时，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也同步进行，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

（二）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守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中国古人道法自然的智慧和哲学思想。

要尊重自然。所谓尊重自然，就是要遵循自然规律。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在工业文明的天人对立的思维下，先污染后治理是以付出更大代价、获得短期收益的治理。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要修复对自然的伤害，人类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因此，落实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一定要遵循自然发展规律，尽可能降低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干预和影响，做到敬畏自然。

要顺应自然。顺应自然就是所有制度设计，要借用自然的力量来修复自然。当前世界上很多地方治理环境污染的方式，仍然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面上治理，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治理。我国新时代的生态治理体系应彻底改变这种局限性思维，治理制度设计要充分发挥自然的力量和优势，充分利用自然自身的恢复力，用可持续的治理思维来推进我国生态治理能力的提升。

要保护自然。所谓保护自然，就是我们对生态自然资源的利用，要建立在保护自然的前提下进行。要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保护自然是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最重要的出发点。要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来守护绿水青山、保障绿色发展，这既是历史的经验，也是现实的选择。落实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是保护自然的第一道屏障，也是保护自然的重要利器。

（三）

在新时代，要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设计要注重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预防、从局部治理转向全过程控制，从点源治理转向流域、区域综合治理，从个别问题整治转向山水林田湖草全覆盖的保护性治理。

源头防控是守住绿水青山的内生动力。生态治理的重要目标是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改变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不充分性，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最严格的生态环境源头防控制度体系包括绿色消费、绿色生产、倡导绿色生活方式等方面。其中绿色消费是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新动力，也是推动经济从工业经济向生态经济转型的新动力。要以绿色消费为动力，推动绿色旅游、有机农业、绿色休闲、绿色养老等绿色产业的发展，真正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经济发展。以垃圾分类、绿色出行等为主要内容的绿色生活方式将会大大提升广大居民主体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实现环境保护从以政府为主到全民共治，实现生态治理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全过程控制是新时代生态治理现代化的新要求。新时期构建生态治理体系需要严格过程控制，把治理事项前移和后延，除了解决污染问题本身，还需要对事前的资源要素利用进行评价管控，从源头改变资源利用方式，提升有限资源的使用效率；对于生产后端带来的负外部性进行监管，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通过最严格的全过程控制生态保护制度倒逼生产方式转变，降低直至消除生产行为对人民福祉的负影响，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全覆盖保护是推进系统性生态治理的必要之举。环境治理是系统性工程，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包括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统筹协调管控制度，统筹划定落实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空间管控边界以及各类海域保护线，完善主体功能区制度覆盖，以城乡统筹、流域统筹、区域统筹严格全覆盖，体现环境大保护理念。

（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已经出台一系列改革举措和相关制度，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已经基本形成。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关键在抓，靠的是严管。严格的责任追究和监管制度，进一步提升了国家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制度。生态文明建设考核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突出位置，改变传统唯GDP论英雄的观念。生态环境考核需要与环保督查协同发挥作用，实施过程需要刚柔并济，一方面要加大追责力度，另一方面要增加考核柔性，不能搞地方一刀切，要根据区域主体功能区职责进行细分，细化完善考核体系，进一步将考核落到实处。

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生态环境保护能否落到实处，关键在领导干部。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包括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通过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认真贯彻依法依规、客观公正、科学认定、权责一致、终身追究的原则，明确各级领导干部责任追究情形。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必须严肃追责，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和政府有关监管部门要各尽其责、形成合力。

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织密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内容，促进各项法律之间的统筹。中央环保督察要把握“既严又准、切中肯綮”原则，切实发挥环保督查长效机制的监管作用，进一步完善环保督查制度统筹，从单一的污染督查转到全域范围的污染防范，各项环保督查政策制定和执行不应各自为战，而是环环相扣，形成协同效应。

健全生态环境监测和评价制度。生态环境监测和评价是了解、掌握、评估、预测生态环境质量状况的基本手段，是生态环境信息的主要来源，也是生态治理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基础性作用。要进一步扩大环境监测领域和监测范围，统筹部门环境监测数据，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加强生态环境监测制度与统计制度、评价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奖惩制度等评价考核制度的衔接，提升生态环境监测和评价综合效能。

完善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公益诉讼制度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的适用。完善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要积极构建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处理法律体系，填补相关法律空白。同时，推进环境公益诉讼主体多元化发展，构建以检察机关、社会公益组织和群众共同参与的制度实施体系，明确职责，提升制度实施效果和效率。

落实生态补偿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生态补偿是“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的重要途径之一。实施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必须以生态补偿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为保障。建立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机制，要明晰市场准入规则、市场竞争规则和市场交易规则，确立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标准。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则要从生态补偿参与主体多元、补偿标的多元等方面入手，允许民间组织和资金参与其中，创新生态产品，可以以实物、技术、项目等多种方式推进生态补偿工作开展。

9.环保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困境

　　凶手极度残忍，20年来，至今未归案。

　　发生于1996年的“1·19碎尸抛尸案”，更为人熟知的名称是“南大碎尸案”，由于该案20年来悬而未决，曾与近日破获的甘肃白银连环奸杀案一起，被网友列为中国少数的几大悬案之一。

　　20年来，它被网友不断地解读、猎奇，甚至全民侦查。

　　被害人刁爱青，遇害时19岁。她的父母、亲人是如何走过这20年？

　　2016年9月7日，刁爱云来到南京，向警方询问小妹刁爱青遇害案的侦办进展，得到的回复是“案件正在侦办中”。20年前，刁家听到的也是这个答复。

　　刁爱云至今还记得，1996年1月20日那个漆黑的雪夜，六辆警车来到住在江苏省姜堰市（现泰州市姜堰区）沈高镇的刁家，连夜把一家人接到南京，他们被告知家里的小女儿刁爱青失踪了。

　　在南京华侨路派出所，刁爱云和丈夫郭春华被单独安排在一间会议室里，郭春华一度以为警方把他们当成了嫌疑人，直到他发现大黑板上写着“1·19碎尸抛尸案”。

　　黑板上图文凌乱，其中一处标注着“新街口”，这是南京城最为繁华的闹市区。就在当年1月19日清晨，有人在新街口附近发现了一包肉块，翻捡之后竟出现了人手。

　　接下来的几日，南京城内陆续发现多包碎尸，警方经过排查，确定其皆为同一被害人——刁爱青。三个月前，刁爱云和丈夫刚把妹妹送到南京大学，入读信息管理系成教脱产班。

　　刁爱青留下得7个字是什么 揭南大碎尸案真相

　　这是刁爱青第一次来南京，那一年，她19岁。

　　2000片碎尸和一颗“苦痣”

　　刁胜民很少提起小女儿遇害的事，偶尔谈起，他的大嗓门静了下来，浑浊的双眼低垂，双手不住地搓着大腿。

　　只有在夜里，刁胜民时常会想起小女儿，辗转难眠。

　　时间回到20年前，1996年1月21日，当年48岁的刁胜民呆坐在在南京大学宾馆，他看到当天的《扬子晚报》头版中缝刊登了一则“认尸启示”。

　　“人没了。”他对走进房间的女婿郭春华说。

　　随后，警方向家人告知了刁爱青遇害的情况，家人提出想看最后一眼，被一位公安局领导劝阻，“他说太残忍了，办案的警察都不敢吃肉。”郭春华称，警方通报称尸体被切成两千多片，头颅也被煮过。

　　家属在南京待了4天。刁爱云记得当时母亲一直在哭，父亲则没有流一滴眼泪，“整个人就像呆了一样”。随后，刁家人又被送回姜堰，“让我们回去等消息，哪想一等，就是20年。”

　　事发后，南京全城展开了一场大排查。

　　“轰轰烈烈地查了几个月，保卫处、居委会、公安局全都在查。”南京大学老校工周师傅说，那年他60岁，恰在退休前碰上此事。

　　周师傅因为单身一人住在学校，成了重点排查对象，“来了4、5个警察，把我家的厨房和厕所都摸了个遍。”

　　据《法律与生活》此前报道，当年南京警方发动“人海战术”，几乎所有的警察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这起案件。根据作案手法，警方曾一度认定凶手的职业是医生或屠夫，有针对性地进行了重点排查。

　　“那时候女生都不敢剪短发”，刁爱青的高中同学吴小莉（化名）当时也在南京读书，她说事发后校园里人心惶惶，传说凶手专挑红衣、短发的女孩下手。

　　刁爱云后来才得知，警察早前就去了老家沈高镇，当时村里有三个人叫刁爱青，第二个才查到她家，“结果就是我家的爱青”。

　　刁爱青的右脸上有颗痣。在乡下，老人们把这叫“苦痣”。

　　1996年《扬子晚报》的认尸启示上写着：“1月19日，我市发现一具无名尸体，女性，20岁左右，身高1.6米左右，体态中偏瘦，眉毛较浓，右面颊有一黑痣，右耳垂侧有一绿豆大小的黑痣。”

　　妈妈还曾留心问过，“爱青，你耳朵上怎么有颗痣？

　　“这样，你好认我啊”。

　　在父亲的眼里，女儿还是高中时的模样

　　小女儿能够入读南大，对刁家来说本是意外之喜。三个月后，竟成了无妄之灾。

　　此前，刁爱青连续两年高考失利，第二年只收到了本地某电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她不愿将就。

　　生在苏北农村，家境贫苦，考大学成了跳出“农门”唯一的出路。刁家四口人的吃穿都出在七亩地里。一件衣服姐姐穿完妹妹穿，案发时刁爱青身上的红色外套，也是姐姐穿过两三年的。

　　比妹妹年长5岁的刁爱云初中毕业即参加工作，收入微薄，刁爱青被寄予厚望。1996年，刁爱青如愿进入南京大学成教班读书。

　　“没花钱，没费事，就把学上了。”刁爱云欢欢喜喜地送妹妹离开农村老家，不料“一百天不到，人就没了”。

　　在刁爱云的眼里，那一年是破碎的。11月，爷爷去世，12月，自己出门（出嫁），1月，妹妹飞来横祸。 到了2月，又是一年春节。新婚的刁爱云和丈夫没等到初二“回门”，年三十晚就冒着大雪骑车赶回老家。年夜饭，四人围坐，却久久无话，“从那时开始，家里没有一件高兴的事”。刁胜民开始经常失神，兀自坐着，一动不动。

　　与此同时，刁家居住的村镇里，流言开始滋生。

　　李季月是刁爱青的高中同学，两人走得很近。她时常在单位听到人们揣度刁爱青，“说她漂亮、风流”。李季月气不过，拿着刁爱青的照片前去理论。

　　“他们都是瞎说，爱青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女孩，很内向，喜欢看书。”李季月经常到刁爱青家借书，刁爱青平时省吃省穿，攒点钱就买书，当成宝贝，从不轻易借人。

　　在吴小莉的眼中，不爱说话的刁爱青甚至有些“孤僻”。

　　案发后，李季月曾在路上碰到刁胜民，老人听到些小女儿的风言风语，正一个人站在路边抹眼泪。李季月心里不是滋味，也跟着哭了起来。

　　此后每年春节，李季月一家都要去刁家拜年。到了夜里，刁胜民和老伴却都睡不着。“别人家姑娘和我家的一样大，人家都回来团圆了，就我们不是。”

　　刁胜民的印象里，爱青还是高中时的模样。那时读书要住校，刁爱青每月回家都由父亲接送。他骑着自行车，一边坐着女儿，一边挂着行李，路上要骑一个小时。

　　看到警匪片，全家人就会陷入沉默

　　刁爱青没有墓，家人也不知道她的尸骨在何处。

　　刁爱云说，事发后，警方从老家带走了三麻袋书和杂物，妹妹的东西都没留下。她在南大的宿舍已被整个搬空。尸体也没能见着。

　　刁爱青就这么消失了。

　　刁爱云时常觉得恍惚，这20年，“就像做了一场梦。”

　　“日子照过，事情不说。”小女儿的事成了刁家的禁忌，没人会提。但它就像扎在肉里的刺，尖锐而顽固。有时正看着电视，偶然换到警匪片，全家人就会陷入沉默。

　　“网上说这说那，其实我们对这些一无所知。”多年来，网络上每隔几年就会掀起一场“南大碎尸案”的破案潮，畸恋、重金属音乐、吸毒者等词语出现在网友的猜测里，这个原本普通的苏北女孩被演绎得愈加虚幻。

　　热帖被疯狂讨论后，发帖人又被众人怀疑，引得警方介入调查，最终证明不过是闹剧一场。

　　刁爱云也曾想过凶手会是谁，“单纯的一个女孩，无仇无怨，死都想不通，恨都不知道恨哪个。”

　　2016年1月，网友“老南京”发文称，1月19日是“南大碎尸案”20年追诉期的最后一天。“曾轰动一时的‘南大碎尸案’将和‘开膛手杰克’‘十二宫杀手’‘黑色大丽花’等世界凶杀案一起，成为历史悬案。”

　　紧接着，1月20日，公安部刑侦局发布微博澄清：此案是公安机关已在侦查案件，警方必将依法追查到底，绝不放弃。

　　刁胜民一度曾想，“我们不去（南大），就当这个事不是真的。爱青是跟人跑了，总有一天会回来。”

　　日子长了，刁胜民又不得不接受现实。

　　刁胜民说，当年从南京离开时，南大给家属退了2000元学费，还给了2000元抚慰金。此后，他又去过三次南大。

　　最后一次去，是2010年冬季，当时刁胜民已被确诊为股骨头坏死。

　　因家境贫困难以承担手术费用，刁胜民来到南大寻求帮助。刁胜民在保卫处坐了一夜，次日，校方给了他1万元，但同时提出让他打个收条，写明“以后不再找学校”，刁胜民亲笔写下了这张收据。

　　20年来，姐姐首次询问警方侦办进展

　　2008年，刁爱云夫妻曾带着父亲一起向南京警方递交过救助申请，但是一直没有结果。当时，刁胜民已经行走困难，走一段就疼得需要歇歇。

　　2016年9月初，刁爱云再度找到南京警方。8日，鼓楼分局回复称，回去准备好材料上交，局里要进一步研究救助办法。

　　当年事发突然，没有留下任何手续。每当被警方要求提交材料时，刁爱云只能一遍遍地重复，“我是96年南大碎尸案死者刁爱青的姐姐，我叫刁爱云……”讲一遍，哭一遍。

　　20年，很多东西都在消失，有些痕迹却愈加清晰。

　　李季月说，在大街上听到《萍聚》，就会想起刁爱青。从前在寝室，刁爱青总喜欢放下帐子，打开小收音机，轻声唱和。

　　李季月还有一封刁爱青的信没来得及回，就被取证的警察带走了。信的落款写着，“小妹，1996年1月5日”。时间定格在刁爱青失踪的5天前。

　　9月1日，刁爱云刚把儿子送去外省上大学。临走时，多年前的那种不安再度袭来，“我送妹子去上学的时候，她19岁，我儿子今年也整整19岁。”

　　“好端端的一个人，无缘无故没了，人在世上就没有平安。”

　　这种莫名的心慌，曾长期攫取着刁爱云的心，事发后不久她就因心理压力过大而流产。

　　9月7日，刁爱云又去了一趟南大，路上听到有人卖唱，她特意穿过马路去找，“说不定是我妹子呢？”到了跟前，卖唱的中年女人摆着一块“救女”的牌子，劣质的音响嘶鸣，刁爱云愣愣地望着。

　　事实上，直到今年9月7日，刁爱云才第一次去侦办单位——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询问案情。“父母年纪也大了，也走不动了，事情总要有个结果。”

　　该局刑侦大队的工作人员回复说，案件还在侦办中，有了进展会通知家属。对方留了电话，刁爱云把纸条攥在手里，“我回家也有个说法”。

　　走出大门，刁爱云忽然涌出泪来，“人能有多少个二十年，我这一世还能不能等得到？”

10.环保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2个条件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主要包括决策制度、评价制度、管理制度、考核制度等内容。

1、生态文明决策制度。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全局高度通盘考虑，搞好顶层设计和整体部署。要针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问题和突出问题，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部署。

并要统筹各方力量形成合力，协调解决跨部门跨地区的重大事项，把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全面贯穿和深刻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2、生态文明评价制度。

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

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制度、生态文化、生态人居等内容作为重点纳入到目标体系中。

探索建立有利于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探索建立体现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价值的资源环境统计制度，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3、生态文明管理制度。

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发管制界限，落实用途管制。健全能源、水、土地节约集约使用制度。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所有者职责。

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统一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实行企业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推进行业性和区域性特征污染物总量控制，使污染减排与行业优化调整、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紧密衔接。

完善环境标准体系，实施更加严格的排放标准和环境质量标准。

着力推进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和重点区域大气污染治理，鼓励有条件的地区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使这些地区环境质量率先改善。

依法依规强化环境影响评价，开展政策环评、战略环评、规划环评，建立健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联动机制。

按照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建立开发与保护地区之间、上下游地区之间、生态受益与生态保护地区之间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设立国家生态补偿专项资金，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度，对野生动植物、生物物种、生物安全、外来物种、遗传资源等生物多样性进行统一监管。建立国家公园体制。

实行以奖促保，把良好的生态系统尽可能保护起来、休养生息，优先保护水质良好的湖泊。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全面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促进生态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

继续深化绿色信贷、绿色贸易政策，全面推行企业环境行为评级。加强行政执法与司法部门衔接，推动环境公益诉讼，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在高环境风险行业全面推行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扩大环境信息公开范围，保障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健全听证制度，对涉及群众利益的规划、决策和项目，充分听取群众意见。鼓励公众检举揭发环境违法行为。开展环保公益活动，培育和引导环保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4、生态文明考核制度。

将反映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和环境保护成效的指标纳入地方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大幅提高生态环境指标考核权重。在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主要考核生态环保指标。严格领导干部责任追究，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严格实行赔偿制度，依法追究刑事责任。